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苦雨斋中话美文--浅谈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散文大家。以周作人二十年代小品散文为本 ,研析其学者式的知识园地、“逸趣”盎然的艺术品格、舒缓自在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艺术特色 ,探讨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的独特的精神内核及文化品格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牛教授遇刺”与“周作人遇刺”——从《四世同堂》看“周作人落水事件”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遇刺事件在人物性格、遇刺原因、过程和凶手揣测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折射与艺术再现,这一情节寄予了老舍在周作人落水这一事件上民族与个人情感的艺术批判。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分为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的文艺批评、谈天说地的小品散文以及对国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三大类。周作人与《晨报副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元对立的矛盾纠缠——论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文由前期浮躁凌厉之巅向平和冲淡之谷转变,追求一种闲适蕴藉、"自我表现"的趣味之风;但透过其柔和的笔调,却又可以发现其散文貌似平淡实质蕴含"苦"和"涩"之味。由此,构成了其小品散文存在平淡与苦涩矛盾对立纠缠的二元风格。具体言之,"平和冲淡"不是周作人散文的唯一风貌,"凌厉苦涩"也不是周作人散文的仅有格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既"平和冲淡"又"凌厉苦涩"的,是由辐射性与内敛性这二元相结合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纠缠。周作人小品散文纠缠于二元之间的复杂风格,既让我们看到了其散文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颇受争议的一生。     

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

林语堂的小品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化语境中产生的，它与鲁迅等人战斗性的小品散不同，也与周作人的闲适冲淡、内蕴冷静的小品散同中有异。具体说来，它表现在特别注重性灵、激情和欢愉，其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河滚滚，有着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灿烂流逸的韵致。     

袁中郎山水小品论

本世纪三十年代,明朝公安派的中坚人物袁中郎曾经成为学界的热点。林语堂等借倡导他的小品文谈论性灵、闲适,鲁迅先生则批判他们将中郎“画歪了脸孔”。如何认识中郎的山水小品?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较早给中郎的山水游记以高档地位的是晚明小品散文家张岱,他在《<寓山注>     

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

海派小品散文主要是指以上海这个地域为主的小品散文创作 ,在二三十年代 ,海派小品散文的出现是大规模性登场的 ,这与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不无关系。海派文人无视当时文学主潮的铺天盖地 ,用热情的目光把小品散文发展到了极致 ,从而创造了继五四小品散文之后的又一个小品文的创造巅峰。一　个体与自我 :与闲适派比较谈所谓闲适派散文 ,即是在周作人的影响下 ,经 30年代林语堂、4 0年代梁实秋的大力倡导和发扬 ,从而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进程中的一种散文小品 ,闲适派散文与海派散文在漫长的时段几乎可以说是并存的 ,虽说海派散文…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论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儒家艺术精神的核心,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与儒家艺术精神具有渊源关系.早期杂文的感时忧国、闲适小品的人生忧思和抄书体散文的历史忧患贯穿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忧患意识也是周作人散文"浮躁凌厉"和"苦涩"特色的形成和转变的深层原因.     

鲁迅杂文细读

一　《喝茶》　　“五四”以后的作家中 ,喝茶是很早进入他们的写作视域的一个题目。徐志摩率先有“吃茶论”的讲演 ,它曾在京城引起过众多文人学士瞩目 ;孙福熙编辑的吃茶杂志也名噪一时。 192 4年底 ,周作人写的《喝茶》 ,可谓现代散文小品中最早专谈“茶道”的名篇了。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林语堂、周作人、钟敬文、阿英、梁实秋等名家先后都写有喝茶的小品。作家们引经据典 ,涉笔中外 ,将生活现象引向文化的思考 ,从喝茶、说茶引发出“东西文化”的比较 ,———如阿英一篇文章的题目所概括的 :形成一种“吃茶文学论”。这些篇章大体上…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周作人小品散文琐论

本文仅就散文家的周作人，论述其突出的创作个性，考察评述其小品散文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独具风采的审美追求，以及对我国现代小品散文发展的影响。     

“半生事笔墨，辛苦为法施”——周作人的“魏晋文章”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周作人的“魏晋文章”可谓独具特色。其散文小品以及新旧诗体 ,皆以风格的冲淡平和与语言的流丽自然而见长 ,与魏晋文学神似。由于最为服膺陶渊明与颜之推 ,周作人的这一追求 ,对于后来的废名、俞平伯、江绍原等人都影响至深 ,从而于中国现代散文中的隐逸与静穆一脉风格之形成有莫大关系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