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扭曲:苏联解体深层原因探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角度论述了苏联改革难以成功的历史根源是沙俄的传统影响没有很好地清除 ;从历史进程角度揭示了苏联的失败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失败 ,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     

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

研究其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有关文献的考察,文章认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叶利钦的党内投机行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矛盾是根本原因;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是其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苏战线）是外部因素。研究苏联解体问题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之一

苏联解体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可谓关键因素.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苏联,一直存在着四种类型的民族问题.由于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严重忽视本国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而在民族理眄论与民族政策上忽左忽右,连连失误,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

既不对历史负责,又不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真可谓“国家兴亡,舆论有责”。     

苏联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历史教训

作者认为,苏联党的失败及苏联的解体,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所致,即以斯大林模式为经济基础的"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向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从赫鲁晓夫时期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完成,它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苏联的社会建设为什么失败

苏联社会建设曾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总体上是失败的。俗称欧洲粮仓的国家已解决不了人民的粮食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形成特权阶层;社会不满情绪累积,社会骚乱现象时有发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苏共降低了社会主义标准,背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发展高度军事化的畸形经济,牺牲了民生事业。     

美国的经济战、苏联解体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经济战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一个国家经济体的脆弱性进行致命打击。研究发现,苏联在后期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换取美元,再用美元大量进口粮食,由此也形成了其国民经济体系对粮食、美元、石油等战略物资高度依赖的脆弱性。而美国则利用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不仅导致苏联的外汇储备耗尽、无力进口粮食,也招致了致命的外部打击。鉴于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思考中国的经济弱点和面临的风险,而保障战略物资安全、优化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壮大国有企业,对于消除经济的脆弱点和提升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十分有益。     

从中苏两个“友好条约”看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中期,苏联政府分别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两个条约反映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由冷漠到支持到结盟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苏联对中共政策的实质都在于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苏联解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充分表明,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党也必须不断提高领导建设和谐社会的本领,加强党内和谐,密切党群联系,改善民族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发展。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之再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离不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而苏联的支持尤为重要.对于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原因,学术界向来说法不一.从最新解密的俄国和以色列方面的档案文献来看,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应该放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在冷战全面爆发前后,尽管苏联一直在支持犹太人建国,但是其原因有很大的不同.犹太人在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战后苏联的重建迫切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此时的大英帝国业已衰落,美国是唯一有实力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西方大国.因而在冷战爆发前,斯大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了支持犹太人的决断.冷战全面爆发后,苏联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原因是希望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吸引到中东地区来,以削弱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防卫力量.为苏联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提供充足的时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心态的演化

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苏联的国力在短期内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的巨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的背后,斯大林的许多行为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是深刻的,亦有负面的。探析斯大林各种行为对苏联社会心态造成的影响,可以发现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心态方面建设的得失,也能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思潮失控与苏联剧变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联社会思潮多元化产生的背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五大主要社会思潮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保守主义阻碍苏联社会的改革发展,民族主义思潮推动国家分裂。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意识形态政策的调整应当有利于改革、稳定和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科学掌控意识形态,辩证对待各种社会思潮。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