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与法律文化研究的相关性

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视为一种法律文化研究或者将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方法同法律文化研究相关联,并非是当然的和无需证明的。通过梳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以及探究当下法律文化研究的问题和进路,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相关性：首先,二者都试图采取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法律并将社会学方法运用到法律研究中;其次,二者共同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亦即＂如何对法律观念进行客观探究＂这一问题。     

媒介经营中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对媒介经营在传媒产品的生产、传播、广告经营和资本运营、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从法学和传媒经营管理两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着手,以法律视角观照传媒经营中的法律问题,进而提出问题,并探求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的方法。     

重构法律解释

关于法律解释的诸多争议,大部分应归咎于法律方法体系的混乱。因而,重构法律解释的关键在于为其在方法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定位。一方面,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必然暗含"裁判理念",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解释是服从立法者抑或主张创造;另一方面,解释方法置于法律推理的理论框架下,将其与背后的实质性依据(理由)紧密结合,最终转化为围绕相关证据的"论辩",不仅突显了其方法论意义,也理顺了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法律解释应做"减法"的课业:放弃对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担保"、设定解释方法运用的限度、清理解释方法清单,并致力于开发"解释规则",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关于法律价值研究的几个问题

法律价值是法哲学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否定法律价值的客观存在,单纯从客体角度研究法律价值,混淆“法律价值”和“法律的作用”。本文立足价值哲学的视角,运用价值哲学的方法,认为法律价值的存在是法律价值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主体性进路是法律价值研究的主要方法,“法律价值”不同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价值的实现是法律主体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法律方法及其运用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是其对法治所具有的积极推动意义。法官只有借助于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综合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利益衡量。面对模糊不清的法律,一般来说,应按照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先后排序,考虑各种狭义解释方法的运用;对于存在空缺结构的法律,需要运用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对于不确定的概念,则要进行价值补充;在以上各种方法的运用中,可以综合进行利益衡量。在我国当前国情下,重视法律方法的运用对于法官判案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法律方法的三个逻辑前提

在我国,法律方法问题在21世纪初之所以会被提出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它具有三个逻辑前提,这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法律化,法律问题的专业化、知识化,以及专业法律问题解决方式上的制度化.法律方法存在的第一个逻辑前提,就是法律的存在;法律作为一个专业化与知识领域的存在,则构成了法律方法存在的第二个逻辑前提,其标志性事件是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形成与法律职业化和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法律问题的专业化、知识化,则需要依赖特定的制度和技术开展工作,为专业化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使法律人能够以专业技术解决法律问题,是法律方法形成的第三个逻辑前提.     

研究的困惑与执着——2009年度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

近些年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实践回应能力彰显,对传统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学科发展的很多问题.尽管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一种执着的心态,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更多新的矛盾.今后法律方法论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把握既有司法传统与司法运作现实,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建我国法律方法论体系.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英国的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及其借鉴

英国的法律教育注重实践及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人员,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具体到教学方法上,即形成了独特的导师制和判例教学法。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法学教育方法,本文仅通过对英国法学教育的理解认识,来探讨英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校园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校园刑事案件近年来频发且有蔓延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校园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法律关系是教育刑事法律关系。其中,主体为国家与实施犯罪行为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依法行使刑罚权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校园刑事案件中作为犯罪人的学生、教师等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鉴于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校园刑事案件法律救济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的司法适用;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从法律语言中的模糊走向法律推理

对模糊性的不同认识，导致相异的法律推理理论。从西方法理学家哈特、考夫曼和德沃金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的不同论述中，探询了他们解决法理学中的模糊性问题的进路。     

法律语言程式化与法律翻译

法律语言的功能首先是规范调节作用,其次才是提供信息.法律的规范调节功能与程式化的法律语言关系密切,法律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言程式化的问题.要实现法律翻译的功能对等,就需要做到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三种对等,即法律文本整体框架的形式对等,法律语言语用功能的对等,逻辑结构的对等.不同层面的对等亦涉及用词、句法、篇章结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