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所遵循的是金融机构观,这使得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背离金融功能观的农村金融改革,仅仅局限于既有金融结构内部的修补,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根据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出能够实现金融功能的规则、制度等具体的金融形态,并且进行金融结构的优化;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体系正常金融功能的复归。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理;推动一个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供给问题研究——对临夏回族自治州县域金融的调查

以体·帕特里克的“供给领先”模式为理论依据,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县域金融资源的配置、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运用、农村信贷资金供给、农村信贷政策的落实和县域金融机构资金上存等金融供给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临夏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占比高、潜在经营风险大、信贷资金流量表现为净流出、缺乏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不足、服务手段落后、信用担保制度缺失、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差等问题。     

基于融资分析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探究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建设资金的投融资活动。政府财政拨款、金融机构借款、证券市场融资是我国现行农村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模式,但存在着政府财政支出力度不够且存在地区差异,农村金融机构未能充分发挥职能,缺乏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外的符合证券发行条件的投融资主体等问题。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各级财政支出份额进行合理规划;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和改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推进投融资主体市场化等,将有助于解决现行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通到更多的资金。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扶持最有力的组织保障.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在近几年的探索改革中,它发挥了以往的农村金融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文章试图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定位、产权和资本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以后的完善有所帮助.     

农村金融适配性视域下适当性义务的法律完善

金融机构践行适当性义务是实现农村金融适配性的枢要。然而,现行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以证券期货投资产品及高端金融消费者为基底构筑相关规则,而农村地区的主要金融需求是融资类产品,且大部分农村金融消费者呈现低理性、弱专业能力及低抗风险能力等特征。为了弥合农村金融实践与立法预设画像之间的偏差,现行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应当结合农村金融特征及农村金融消费者个性特征升级扩容。具体而言,农村场域下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存在部分涉农产品销售未得规制、农村特殊群体未获充分保护及行为标准、涉农服务要求有待细化等症结。对此,宜通过制定“金融服务标准法”统一相关私法规范,修订相关公法规范,优化内容包括将适用产品范围涵盖贷款型产品、增加特殊金融消费者类型并明晰金融机构相应的适当性评估行为标准及客观化涉农服务要求,以充分发挥适当性义务的制度效能。     

吉林省农村民间金融现状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吉林省农村民间金融活跃,但以民间借贷为主,组织严密的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于南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促进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行为及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条件。虽然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部分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但其潜存着诸多风险。应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引导与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     

放宽农村金融准入后的金融排异和金融普惠

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是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质量和数量问题,表现在农村社区、监管部门和现代金融体系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排异"。对于农村金融准入政策的放宽,最优金融结构、渐进式增量变迁、机构多元等观点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制度缺失和内外双乏力观点则对其提出了质疑。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金融生态系统时,会被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惯习识别为异类,并最终被组织体系、监管体系和服务对象排异。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要合理定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分类指导监管,并完善支持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变迁逻辑——基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村金融主体的融资需求,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尤其是金融中介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立足于这一研究命题,基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变迁的历史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     

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征,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及缺乏外部资金来源的小型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农村批发金融机制。在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批发金融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批发金融机制的理论框架、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从而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国际借鉴与改革建议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弥补财政支农不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立足于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实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改进建议。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一个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政策金融的有效运行既需要政府财政的积极支持,也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目前,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很多问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改革。     

证伪主义传统与现代金融学方法论的进化

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对金融理论预测证伪性研究的努力导致了金融学理论应用技术和研究范式的不断革新。现代金融理论创新、研究范式变革都要求我们抛弃具有短期功利主义的证实,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证伪和发展现有的框架体系,推动金融理论方法变革和研究范式转换,不断提高理论对现实的前瞻性。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仅关乎财政的绩效评价,而且与农业的健康发展密不可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结合财政绩效管理的重要评价维度——财政透明度,基于200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上海财经大学公布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报告对财政透明度进行测度;采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财政支农资金效率进行分析;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级财政透明度整体水平相对不高,但财政透明度逐年递增;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尚未达到最优,且财政透明度对于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研究认为,应进一步提高“阳光”意识,提升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制度,提高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     

SCP分析范式在金融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金融业有着与一般工业行业不同的特征,在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进行研究时,不宜直接套用,而需进行修正,充分考虑制度、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制度引入SCP范式并作为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方法,不仅具备较强的可行性,而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业研究尤具重要应用价值.现有研究已尝试提出一些分析框架如ICP、ISCP等,但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以及基本结论等方面均有待深化,并需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及其主要影响机制.     

论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创新:功能金融理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个人金融与高等教育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结合的有效方式,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实施近7年来,始终未能实现其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在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的路径是基于金融的“机构范式”,而且,沿着既定方向的改革道路已走到尽头。因此,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创新,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和新的路径选择,即根据功能金融理论,从金融的“机构范式”到“功能范式”,应注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对现有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功能重新定位的基础上,着力推进社区银行参与国家助学贷款,并在开发二级市场前提下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竞争机制。     

基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反贫困路径分析

通过“经济增长-反贫困效应形成”的逻辑结构把反贫困与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了涓滴效应、微型金融的局限性和农村金融内生观的理论渊源,并基于农村金融的内生性源于转型增长的资源配置要求分析了演化路径.非均衡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使农村金融发展陷入十分必要、又面临巨大逆向压力的矛盾结构,并把疲于应付的农村金融改革推到了一个重要历史拐点.低收入农村地区是金融反贫困的重中之重,应设立以农业、农村开发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依据后二元经济的新特征,推导出农村金融反贫困的主要发展取向是积极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特色农产品生产等为内容的金融支持和能够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合作金融体系.     

金融一体化理论的建构

进行金融一体化理论研究,应该以金融学和地理学为共同载体,并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科学中汲取营养[1](P62-68).只有植根于"区域",创立独特的"空间"视角,既坚定地理思维,也坚持系统科学,才能完成金融一体化理论的建构.金融一体化理论的建构过程也是"空间"与"金融资源"、"金融产业"、"金融地域运动"、"金融效率"、"金融地域系统"、"金融开放"等有机融合的过程.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与政策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要靠金融强力支持与推动;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效运转、便捷、低成本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作保障。必须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满足"三农"发展多元化的信贷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和谐发展。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农地使用权、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设施、农业生物资产、农业知识产权和专利等农村产权抵押方面做了大量改革探索,初步解决了农民贷款抵押难、资金筹措难、农村产权变现难等突出难题。为了总结、推广此项惠及农民的农村金融改革试验,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出设立"杨凌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示范跟踪研究与模式推广"重大课题,组建国家级研究团队,探索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人才—金融—财政—保险"一体化大平台,成立国际农村金融培训中心,开展农村金融学术交流与人才培训,建立"产业—科技—金融信息服务"联合机制,积极探索形成农产品期货、农业保险参与、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率先建立"专业农户注册登记"制度,逐步培育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等若干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