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立法模式研究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理应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宪法规范的概括性、抽象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需要部门法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规范.公共利益立法例有概括式、列举式、折中式等几种,这与各国立法传统相关,无所谓孰优孰劣.我国应采取“以宪法统领公共利益,以部门法规范公共利益”的公共利益立法路径,通过概括条款、列举条款、兜底条款、排除条款等形式界定公共利益.     

《民法典》中的公共利益——兼论与公序良俗的界分

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在《民法典》、其他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中出现混用,运用缺乏规律,亟待界分.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的含义均存在"秩序"和"道德"元素.公共利益中的秩序由外力干预形成,旨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序良俗中的秩序由市民自发形成,是一种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道德观.公共利益的概念和源起证明了它与私法格格不入,需要借由行政机关和公益组织维护.公序良俗是意思自治的奴婢,在私法疆域发挥效用.即使赋予公共利益的受益者以丰富权利,公共利益也因缺乏天然的维权主体、难以启动维权程序、利益实现机制软弱耗时,在民法框架下无法得到妥善维护.应在划分利益主体、客体和内容,厘清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含义的基础上,将自发形成、自行演变、自力实施条款中的公共利益替换为公序良俗,取代以消极限制为手段的私法权利,并在其他公共利益条款中采取转致适用的表述方法.     

论教育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形式,作为公共政策中的教育政策必然应保持其公共利益取向.由于政策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作为教育政策主体的政府的自利性,容易导致教育政策中公共利益的异化.为此必须完善涉及教育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公平的教育利益补偿救济机制,建立严格的政府责任机制.     

浅析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公共利益是一个广泛涉及判断政府征收征用私人财产过程中的正当性问题,通常由宪法或者立法者规定一个概括条款。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判断公共利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边界、主体、方式进行有效界定。     

浅议征收和征用的条件

2004年我国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增添了征收征用条款,对征收征用在宪法中做出了规定.该条款的表述体现出了征收征用中应当依据的三个基本要件--公共利益、正当法律程序、给予补偿.本文通过对三要件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和立法等手段对以上三要件进行完善,才能使进入宪法的征收征用条款在本质上符合宪法的宗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美国关税法337条款的国内产业要件研究及其应对

美国关税法337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必须证明美国存在相关的国内产业。1988年对337条款的修改取消了损害和高效且经济运作两个要求。现行的337条款规定了确定国内产业存在的两种标准:重大投资标准和实质性投资标准。重大投资标准要求在美国存在工厂和设备的重大投资或者重大的雇佣劳力或利用资本,实质性投资标准要求在美国存在商品开发的实质性投资,包括设计、研究、开发或者许可。由于实质性投资标准的引入,国内产业的适用标准大大降低,这导致了专利投机公司对337调查的滥用,337条款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可以防止337调查的滥用。我国应注意国内产业的适用与美国经济形势休戚相关的事实,同时应重视公共利益条款的应用。     

WTO框架下的公共利益原则法理分析

在WTO文本中公共利益原则不止在一个协议中出现,在很多成员方的国内立法和实践中,公共利益原则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原则的功能以及立法目的只有对它进行本质上的法理分析才能正确掌握。不论是国际公约的规定还是各成员方的实践,都表明公共利益原则在某些贸易救济措施中的重要性。对该条款的正确把握也有助于我国的立法和实践。     

美国医改法案中个人强制条款的税法解读与启示

为促进社会福祉和公共利益,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医改法案中个人强制条款,强制个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该条款的正当性直接影响到全美医改目标能否最终实现。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个人强制条款不属于商业条款,而是国会行使征税权的体现,份额责任金是一种税,而非罚金,其征缴条件不受各州人口比例之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观点可资借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强制性规定也可以从课税的角度加以解释。     

反垄断法视域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竞争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反垄断法就是一部关于"竞争"的法律.通过反垄断法,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对一些限制竞争的行为或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并对其他组织或个人起到预防或威慑的作用.我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在总则第1条明确提出,"维护公共利益"是反垄断法制定的主要目的,并且在具体条款中也规定"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反垄断法豁免适用的依据.本文将对我国及国外部分国家反垄断法上的公共利益地位和内涵作一探讨,以加深对反垄断法的理解和认识,修正误解与偏见,科学地指导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完善.     

浅议征收和征用的条件

2004年我国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增添了征收征用条款，对征收征用在宪法中做出了规定。该条款的表述体现出了征收征用中应当依据的三个基本要件——公共利益、正当法律程序、给予补偿。本文通过对三要件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和立法等手段对以上三要件进行完善，才能使进入宪法的征收征用条款在本质上符合宪法的宗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启封许可效力的历史分析

软件等商品销售中的启封许可,实际上是一种授权性的格式合同.由于格式合同带给消费者的不愉快心理感受,启封许可从产生之初,其效力便被怀疑.尽管启封许可的使用日渐广泛,其效力也逐渐为法律所承认,但从合同法、民法、版权法等不同角度分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公共利益原则、修正知识产权法的启封许可条款往往被归于无效.     

论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

有效合同要求当事人、经办人和代理人的资格要合法;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     

论合同监管的必要性与限度——兼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的法律性质

由于市场机制的两面性、交易当事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司法解纷机制的局限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严峻现实,对合同进行行政监管确有必要。监管主要通过合同格式条款的备案和消费者的举报、投诉等,进行事前审查。监管权限限于行政处罚而不处理民事纠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以实质平等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是对《合同法》的必要矫正和辅助,两法并不矛盾。     

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视角下的公益征收认定

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是实现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的两个支点。公益征收的界定包括两个方面:实体法上应以立法规定公益征收的类型为基础,辅之以概括性定义和兜底条款;程序法上应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和认定程序,通过对个案的司法审查认定。基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为保障效率与公平,应按照协议先行程序优先保护财产权自由,协商购买土地财产权,回避公益征收认定的困惑。同时,应对公益征收进行事后的监督与控制,以防范公益认定的疏漏。     

公共利益界定主体研究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增进公共利益、保护个人利益的有效途径,而界定主体则是公共利益界定的前提问题.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各国的法治实践也不尽相同.基于权威性、代表性、中立性等考量因素,公共利益只能由立法机关界定.我国公共利益界定的应然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有权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但应遵循法律效力等级原则,不应与上位法相冲突;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外,其他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无权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在现阶段法律可以授权部分行政法规、规章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但从长远来看,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授权其他机关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论政府采购的法治化

政府采购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旨在使依法行政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行政法理论引入私法契约的产物.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取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应当是行政规则与合同法条款的特殊结合,是属于偏重于行政性的混合型合同.在新的宪政理念和行政法治精神指导下,必须从思想认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对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分析,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路径.     

金融监管规章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否定合同效力——以伟杰天策股权纠纷案为例

行政规章不属于《合同法》中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这与金融业强调监管审查,但立法层级不高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在此情形下,行政规章借"公共利益"的外衣否定合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中可选择的路径。本文在商事案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选取了伟杰公司和天策公司的股权信托纠纷案,对其裁判思路进行分析。《民法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具体化的表现,故违反规章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也应无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性的不确定性概念,应作为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充分论证,避免得出违反规章等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和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公共利益为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公共利益统合一元立法、利益多元化立法、公共利益独立化立法三个阶段,立法本位实现了从国家利益到个人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的转变.科学公共利益观应当是一种和谐包容利益观,要求客观看待社会利益多元化,科学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之合理诉求,也不能无限夸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是我国未来立法的重要导向之一,为此要厘清公共利益内涵外延、规范公共利益立法表述,创新公共利益立法模式,尤其是要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和民主程序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明确行政实现公共利益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公共利益内涵的法哲学界定

公共利益的泛化和滥用是公共利益的政治法律实践中最具危险性的现象.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上的抽象、宏观、含糊,是助长公共利益的泛化和滥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对公共利益做出一种更为具体、微观、清晰的界定,成为近年来理论界持续不断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法哲学角度描述式地把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公共利益主体的不特定性和多数性、个人利益的还原性、利益享有的公用性,从而为公共利益的讨论开放出一种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