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不决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吗？---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一致。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分析得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异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当前农民工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没有使农民工掌握一门真正技能所致;健康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在抽样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所致。文章在不掌握全体样本信息的条件下,使用截面回归模型和相关统计方法对上述推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支持上述推论。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及工作经验均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建议政府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意识和水平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转移.     

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与创业收入的实证分析——来自三峡库区的证据

返乡创业农民工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本研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以经典明瑟收入方程为基准模型,使用三峡库区863个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讨论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与其创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厘清人力资本积累途径对提升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返乡农民工作用、增加农民工创业收入提供重要启示。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排斥有劳动排斥、社会网络资源排斥和社会地位排斥等.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其社会地位,避免其边缘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消除社会排斥需要一定的条件：农民工要被授予获得教育培训的权利,所获得的补助金额要足够满足培训支出,农民工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得教育培训信息,积极申请并利用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建立新发展观,重视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培训的福利性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建立国家补贴机制和分担机制,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步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子女教育,以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资本缺失、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欠缺等因素,使得其市民化受阻。为了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必须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培训体制等方面,破解其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而为其市民化营造制度环境,提供经济支撑、持久动力、外部条件和组织保障。     

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使用明瑟尔工资方程研究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为解决研究样本自选择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文章使用赫克曼两阶段方法(Heckman two-step)对样本进行了矫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语言水平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非农务工收入。分类别来看,说普通话能力以及听英语能力,都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收入。在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社会背景下,应该以制度为保障,深入开展农民工语言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民工荒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各行业、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就业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本身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直接影响到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结构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为研究视角,探讨它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他们在城市的受教育状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了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以及引起这一问题的社会原因,提出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从而为我国经齐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证.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巨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日趋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问卷形式获取相关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南京市农民工廉租房需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数、月平均收入、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主要结论：家庭人口数越多,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更强烈;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反的关系。     

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分析——以宁波市的调查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通过对宁波市外来人口流入长期居留的调查和深入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流入地具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二是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待遇、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育龄妇女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的融合;三是宁波市在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租房和集体宿舍的修建、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四是外来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来宁波的时间长短以及孩子是否能够在流入地就学或就业也是决定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基于参数可调均值迁移滤波实现筒子纱的识别检测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共健康保障和收入相对剥夺双重视角考察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健康保障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医保、接受公共健康教育改善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且降低了患慢性病风险,但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越远,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则越差。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即横向收入相对剥夺和纵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严重,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越低。分群组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流动距离下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政府应从完善公共健康保障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收入相对剥夺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     

农民工工资标准到底应是多少——以调查到的样本为例

"刘易斯拐点"提前在我国出现表明"工资不变的假定"只具有阶段性,为此探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农民工工资标准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在具备了初中文化程度的条件下,同一区域农民工工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从事的工种和农民工通过"干中学"所获得的技能.为此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如要加大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要发挥其开发人力资源的公共性服务职能等.     

和谐与缔造和谐的农民工社会教育——“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的构想

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突破时空、区域、单位的物理阻隔,具有有机整合、宏观调控与各地灵活适宜的优势,致力于构建城乡沟通、城市相通的服务于农民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教育体制。这种教育,既是克服传统农民工社会教育局限,实现自身和谐的教育,更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这种优势突出、意义明显的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具有实施的价值基础、现实基础和运行基础,具有实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