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成就与前景(笔谈)

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中,至目前尚不足百年。对于中国新诗的成就,过去的评论者大都估价偏低。如在１９５６年,朱光潜先生就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新诗给人有“一览无余之感”,像旧诗那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在新诗里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因为新诗人‘过于信任‘自然流露’,结果许往往成为分行的散文,而且是不大高明的散文,这样就当然不能产生诗的语言所应产生的美感”。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争论,直到现在,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其实,对新诗价值判断的后面,往往都有一个辉煌的古代诗词的潜在参照系存在。中国古代诗词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新诗尚不足百年,怎样估价新诗的成就,新诗将向何处去,确实值得认真探讨。本刊现邀请了当今比较活跃的诗歌研究者就新诗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等问题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相当困扰人的东西.一方面,在千年诗史之末出现的中国新诗在并没有能够完全推挤开自身远古记忆的时候,似乎总是要被已经习惯了传统审美模式的中国读者置于被审判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行进中也不断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经验,它也不断试图作出关于自己的总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眼光与需要,因而关于这一评价的分歧的确也相当引人注目.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     

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

回眸近百年来的新诗,如果让我以十分计的话,大概可以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回答.自然,不同的评判者,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着眼点,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完全求同,实无可能,也无必要.还应看到,在新世纪之初考察刚刚过去的上一世纪的事,准确性往往因时间距离太近而受影响.莎士比亚、杜甫都是在他们逝世多年后才获得应有的评价.     

"不像诗"与"像诗":新诗艺术发展的"钟摆现象"

1943年,闻一多在他的那篇热情而又严谨的学术散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

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之一,即结束了印象或感悟式的批评方法,而以西方关于思潮和流派的眼光,观察与透视古典与现代诗歌发展现象.思潮流派的分析性思维,进入诗歌和整个文学研究界域,结果是: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得以梳理廓清.人们的接受视野,开辟出新的天地.作为对象的诗人群体和脉系里,一些艺术因素被突现的同时,另外一些艺术因素被淡漠或隐蔽了.不同民族差异很大的诗歌现象,在相似与对应的呼唤中,传达方法与思维运行的深层联系的寻找,使得这种理论借鉴和移植,显示出现代性的品格与新鲜的生命活力.     

城市诗的历史机遇

不言而喻,现代都市是伴随现代文明一起发展的.由于中国曾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并且这种社会形态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文学情趣,所以鲁迅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当新文学运动勃兴之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且真正具有现代都市形态特征的城市也已经出现:但是,现代城市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弱势,而且大部分新诗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一事实,使他们在观念、视角、知识、经验和文学情趣等方面,都没有做好接受都市文化的足够准备.这就形成了如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种情状: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     

孱弱而奇绝的生命水--简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那种认为中国的土壤无法生长出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生长了也只能走向伪现代主义的观点,是悖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中国新文学尤其诗歌中存在一股不小的现代主义潮流,是难以否认的客观态势.在70余年的历史跋涉中,它以不绝如缕的顽韧姿态左冲右突,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构成了现代诗潮中意义特殊的一脉.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就估评

以前我们看待中国新诗的成就,只定位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上,对它们的评价,也多从思想内容上加以肯定,而对于新诗的重要一翼--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而80年代的新诗研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有了一些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是不全面的,存在很多误解.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并不真正了解,甚至不少是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评价尺度去看待现代主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即艺术性是可取的,思想情感内容是没落反动的.9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较全面深入了,基本上是以肯定为主,而且能够从它与时代、与文学的现代性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对现代主义认识的深化,我们一下发现新诗的成就了不起,它是那样缤彩纷纭,多姿多采,世界上有的,我们几乎有了.例如对穆旦的认识,几乎是一个发现--他忽然被推到所有新诗人的最前面,决非偶然.即使对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等现代主义诗人或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了.     

西方现代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诗散论

20世纪新诗无论是审美意蕴,抑或是趋向格调,都出现新的风尚。自诞生至今,曲曲折折,大河奔流,但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于文学翻译和时代风尚的影响,新诗有三次大的发展机遇:20世纪20年代,40年代,80、90年代。考察分析诗学之美,无异于考察诗学嬗变史。     

翻译与现代新诗命名

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抉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1]1,"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1]18.一种命名应该是对相对应的文学现象的浓缩性的总结,是一种后发性的语言称谓行为.在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阐释体系下,一旦一种文学命名确定下来,就从根本上框定了这种文学现象的基本书写倾向和审美原则.因此,命名的内涵就必然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成为一种语词所指和能指相契合的意义蕴涵.     

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境遇

本文通过考察鲁迅与中国新诗的某种关联,从鲁迅对新诗的零星论述中,就两个侧面辨析中国新诗所置身的境遇：一方面,由于语言变革的不彻底性和未完成性,新诗一开始便面临着语言自身的内在困难,并将之延续至今;另一方面,特别进入当代以来,新诗的精神性骨架在一些诗人那里付诸阙如,新诗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传统。因此,新诗未来的重建应着眼于这两个方面     

现代汉诗视野的新诗语言问题刍议——现代中国汉语新诗发生史考索

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变革,是呼应社会现代转型所进行的一场想象方式和艺术趣味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入手的新诗变革,面对着既学走路又要跑步的两难与煎熬。诗人不仅要学习现代汉语写现代汉语诗歌,更要学着在现代汉语形式里安顿新的、现代的诗思和诗趣。故而,现代汉诗视野里的新诗语言问题,根本上说是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写新诗的问题。对此,可供讨论与反思的,必然是三个元素上的问题探索,即以现代汉语、现代中国诗歌、新诗的当代变迁三个垛口为依托的、对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史与发展史的观察,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双向考察。新诗的历史,毕竟是诗歌在现代中国的成长史,也是现代中国以诗歌文体呈现的叙述史。百年汉语新诗史是诗歌现代化的历史,前五十年侧重于诗歌自身意义上的现代化,尤其是语言上的现代化;后五十年倾向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诗性回应。前五十年的新诗,在语言系统层面、新旧与中外资源的融通层面讨论甚深、获益最多;后半叶之后新诗的当代变迁,其本土化与大众化的焦虑才是最为深切的诗之思。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论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症候

作为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理解对于建立新诗语言的民族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现代主义新诗的"一意向外采辑",试图在现代白话语境下重现西方诗歌理念的诗歌策略,现实主义新诗则浸染着较为浓厚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色彩.无论是"类型化"的意象选择、寓"训诫"于"比兴"的语言架构还是叙事语态的繁华都鲜明地表明了彰显出现实主义新诗独特的语言实践.     

试论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

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写作自由体诗的先河。中国诗坛自五四前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惠特曼,新文学的主将们从其有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充分本土化的诗作中汲取灵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成功地建构起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此后,无论战争救亡背景下极具使命感的新诗创作,还是文革后重塑人文精神的新诗再生的历程,都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从惠特曼处受益。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风景：复杂的思维轨迹

在当下众多女性诗人的写作中,冯晏以其智性表达和综合创造成为一个“异数”,其诗歌表征了哲思性写作的新向度。冯晏追求陌生化的语言之境,一方面在于重塑实验探索的难度,另一方面则让写作朝向预言性,这正是其诗歌及物性的佐证。而在探索的难度呈现中,她的语言实验并非无逻辑的想象,其修辞更注重表达内心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更注重用理性来表达一种节制性的美感,以对语言潜能的激活来强化诗歌的时空意识和历史感,冯晏也由此建构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观和诗学秩序。本组笔谈展现了当下学界对冯晏诗歌语言实验与精神分析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以此促动学界对新世纪新诗艺术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诗是洞彻并发现经验的窗口

在当下众多女性诗人的写作中,冯晏以其智性表达和综合创造成为一个“异数”,其诗歌表征了哲思性写作的新向度。冯晏追求陌生化的语言之境,一方面在于重塑实验探索的难度,另一方面则让写作朝向预言性,这正是其诗歌及物性的佐证。而在探索的难度呈现中,她的语言实验并非无逻辑的想象,其修辞更注重表达内心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更注重用理性来表达一种节制性的美感,以对语言潜能的激活来强化诗歌的时空意识和历史感,冯晏也由此建构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观和诗学秩序。本组笔谈展现了当下学界对冯晏诗歌语言实验与精神分析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以此促动学界对新世纪新诗艺术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不应遗忘的文艺思想史:普列汉诺夫与现代中国

普列汉诺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产生过巨大影响 ,但是现在被我们遗忘了 ,这是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动和我们盲目追随的结果。回顾历史 ,普列汉诺夫艺术社会学的思想体系 ,包括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从认识论走向阶级论的理论思路 ,对现代西方艺术全盘否定的简单化态度等 ,无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并构成了 2 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文艺的主流叙述。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与张力 ,依然是我们继续发展的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