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问题

本文在分析乐山崖墓佛像与佛教传入乐山的史实基础上,列举并对比关于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的几种观点,认为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是正确的;峨眉山第一座寺庙建于东汉,但并非“普光殿”。同时分析了历史上人们硬要将峨眉山第一寺认定为普光殿、并将它和发现“佛光”的蒲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悖论”。     

突厥佛教盛衰考

突厥佛教始兴于6世纪下半叶佗钵可汗统治时期,曾受到中原、印度及中亚粟特佛教的交互影响。由于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与突厥游牧射猎、尚勇好武的习俗多有抵牾,故佛教在漠北未能扎根而不久便趋于衰亡,惟中亚西突厥人因受当地佛教的影响而流行的时间较长,延至8世纪中期,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浸而衰亡。     

唐宋亡佚佛教经录丛考

唐宋为中国佛教目录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录著作相当丰富.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唐宋时期的许多佛教经录已经亡佚,但从传世文献中,仍然可以追寻这些亡佚目录的蛛丝马迹.通过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与佛教史传的考察,从中可以考出唐宋亡佚经录19种(其中14种为唐人所撰,5种为宋人所撰).同时.通过考证,可以基本确定这些目录的作者、作时与主要内容.对这些目录的考证与研究,对于全面了解与认识中国古代佛教目录,特别是唐宋时期佛教目录的总体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遗产:我们手足无措——关于峨眉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换位思考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一,峨眉山在管理机制上遭遇了种种遗产尴尬.概括起来,(一)因"继承者"是一个模糊的法人代表,蛾眉山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潜藏了很大的危机;(二)峨眉山文化遗产是一处"活"的遗产,应该有"活"的遗产管理办法;(三)"活"遗产要保持活力,要求一个发展的思路.凡此种种,要求我们面对世界遗产有更深的考虑,并能尽快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案.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论佛教和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近代以来 ,中国传统的佛道二教的势力有所衰落。这种变化是中国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科学知识和西方宗教的传播以及“庙产兴学”风潮的冲击等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一变化是有限的、缓慢的、曲折的 ,但它毕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是近代社会整体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中国的近代化在更深层面上展开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苏轼佛教行事略考

近年来学界对苏轼与佛教的关系研究颇多,却无人研究苏轼自身的佛教行事。本文略考了苏轼一生中的事佛事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戒杀,二是施舍,三是祈祷,四是净土信仰。苏轼的佛教信仰表明了北宋初期禅、净、教合流的倾向。     

渤海国佛教遗迹发掘及其佛教的传布考

在渤海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遗迹,证明渤海国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佛教非常发达。渤海遗址的佛教遗迹也说明了渤海佛教的传布和发展情况。     

闽中佛教三大师考

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大量僧人的回闽弘法还要从唐代开始,刘轲《福州法华院记》是反映唐代福建佛教转折时期的珍贵文献。通过辑佚和疏证碑文,我们发现,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峨眉山气候研究

本文通过对峨眉山气候的多次考察、对比分析、统计整理,全面地总结出了峨眉山的气温特点和降水特点,进一步探讨了峨眉山气候垂直分异规律及垂直自然带的划分和成因。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相融

在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发展,但呈现出很强的交叉发展以及融合的面貌。虽然历代君王实施儒教振兴政策的很多,但是他们几乎都崇尚佛教。民间的文人志士身上也深刻体现了这种三教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韩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王朝,乃至今天的韩国社会。这对我们解决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     

儒、释、道的荣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荣辱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吸取三家荣辱观的精华，对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儒、释、道的养生观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养生观。认真总结儒、释、道三家养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对构筑小康社会,预防疾病、增强人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仙释圆融佛道双栖——慈航真人观世音仙话传说的文化观照

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慈航真人是一位深受民间崇奉的女仙。慈航真人信仰的形成与佛教的观音菩萨信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慈航真人观世音这种佛道双栖的现象是中国古代三教合一特别是仙释圆融宗教文化的产物。慈航真人仙话传说中的性别困惑既体现了古代社会性别意识的特殊取向,也反映出观音形象不断演变的历史信息。     

略论儒、道、释的生命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如何看待生命?儒家贵生爱物,道家尊敬生命,释家爱惜生命;如何对待生死?儒家乐生哀死,道家苦生乐死,释家生死皆苦;如何超越生死,实现生命价值?儒家强调修身进取,道家强调与道合一,释家强调旨在觉悟。这些都是生命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分析、挖掘儒、道、释的生命伦理思想,对于建立现代生命观、生死观和生态伦理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