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贾宝玉悲剧性格的生成 ,既是时代的产物 ,更是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宝玉正是由于在“错位”的生存状态中“错会了性情”,才形成其独特的悲剧性格的。加之他具有偏离的“恋母情结”和面临着爱情与婚姻、灵与肉的分离 ,因此他否定了整个男人世界时 ,却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位置 ,于是他陷入了自我矛盾自我纠缠中     

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二）兼就全面辩证地看宝玉的艺术形象问题同冯其庸、周汝昌等诸位红学前辈商榷

宝玉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不满意,对身边的女奴充满了同情和关爱,这是他思想性格中可贵的一面。但不能对此无限拔高,认为他的思想是“近现代思想”,“是无等级的、平等的、仁爱的真诚无私”,“是最不懂得‘自私自利’为何物的人”。宝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是个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封建贵族的纨绔子弟。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统一。曹雪芹对宝玉的思想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不能将曹雪芹的思想和宝玉的思想画等号,更不能将宝玉的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画等号。     

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悲剧色彩

李广是《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他勇武、仁爱、淳厚，屡立战功却不得重用，最后被迫自刎。他是皇室矛盾的牺牲品。这种“人生价值的毁灭”的悲剧，熔凝着作者自身的悲剧遭遇，并且体现于整部《史记》中英雄形象的刻画。     

释智圆及其《感物赋》析论

释智圆自谓自幼“雅好空门”,受戒为佛弟子,后又深受周孔学说影响,颇有入世情怀。几经挣扎与挫折．壮志不减。然身在佛门,内外阻力使他身心交瘁。虽仍专注于释家之言,却又说“事佛身多累,为师道实荒”,其中内在反省与作为产生极大矛盾。《感物赋》就是他内在无奈呐喊的写照。为了解这层道理．有必要从他生平以及作品的分析去找出其中关键。因此,本文试从作者理解找出他的内在矛盾,分析在矛盾中他又如何自我消释。其次从作品分析透视他的精神愿望,兼及咏物赋的特色,又论及《感物赋》的形式与内容．期能从中辅助诠释释智圆的思想面貌。最后再从他的思想内涵说明他的折衷与转化,作为释智圆一生的写照。     

谭嗣同思想研究的新探索——《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

谭嗣同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启蒙的历史丰碑之上。他以冲决网罗,义无反顾,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勇行为,成就了完满的人格,唤醒了麻木的民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谭氏一代人的政治悲剧。诸多的谭嗣同研究成果,对此论之甚详。然而,对于谭氏那部影响深远而又充满矛盾的不朽之作——《仁学》,思想史界尽管众说纷纭,却罕有真知灼见。深圳大学黄卫平同志的力作《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     

《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中举正读

宝玉中举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合理想象,是对宝玉形象的提升,宝玉中举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意味。他中举后才出家而非落魄后出家,深化了出家的内涵。续书宝玉中举不是败笔,反是佳构。     

论《花月痕》主人公韦痴珠的悲剧成因

《花月痕》的主人公韦痴珠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时而激昂、时而凄恻的矛盾性格造成的,是一种性格悲剧。而这种矛盾性格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里理想人格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所以又是一种文化悲剧。而这种文化悲剧在晚清出现,又有时代的必然,所以又是时代悲剧。     

袭人性格的内敛美

袭人是《红楼梦》中作者不惜笔墨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 ,也是大观园人物群中最有地位、最有影响的丫鬟之一。她性格内向 ,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温柔贤惠 ,对事关宝玉品行名声、婚姻大事 ,总是冒死建议 ,表现出对主子的忠诚性 ;作为丫鬟 ,她悉心服侍宝玉 ,表现出对主子的顺从性 ;作为与宝玉偷试云雨情的女子 ,又表现出对宝玉的爱慕性。这些复杂的情感融汇在一起 ,折射出袭人这一丫鬟特有性格的内敛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及其人生悲剧形成探因

贾宝玉悲剧性格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宝玉先天生成的敏感、易感易伤和懦弱的性格 ,这是贾宝玉悲剧性格形成的内因 ;二是宝玉出生的奇特和生长环境的优裕造成了宝玉任性怨情的性格 ,这是外因。当宝玉遭受了感情和心灵的挫折、亲见亲历了家族亲人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之后 ,宝玉的悲剧性格和悲剧意识更加突出。这两方面原因互相交织、互相作用 ,共同促成了贾宝玉悲剧性的人生道路。     

论葛利高里形象的悲剧美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他既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天使,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在他充满矛盾冲突的性格中,葛利高里这个悲剧形象实现了他的审美价值以及独特的悲剧美感。     

《红楼梦》的悲剧构成

《红楼梦》的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察：贾府的悲剧、大观园的悲剧和贾宝玉的悲剧。这三层悲剧的性质不尽相同，它们一起所形成的悲剧意蕴，表明了悲剧的普遍性质     

别有姻缘非关情——薛宝钗结局再考证

《红楼梦》未完为中国文化史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主要人物结局前八十回皆有所示,关于薛宝钗之结局,学界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宝玉出家后,宝钗孀居,孤独终老,二是宝钗改嫁贾雨村。细考文本,宝钗结局是在宝玉出家后改嫁贾雨村,但这并非从此人生顺遂,甚至是"好风送我上青云",贾雨村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几经沉浮,最终失败,宝钗又一次失去依靠,此次打击更甚,在穷困孤独中度过余生。宝钗的悲剧寄托了作者的虚无思想与深刻感伤。     

贾宝玉惧父心理的文化透视——贾宝玉论之五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在小说中,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贾政下狠手暴打贾宝玉,由此更加深了宝玉内心深处的惧父意识。分析这种意识,可以看出父权文化、文化父亲形象在小说的中反映。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贾政代表着现实生活,执着地实践着、追求着这样的生活,也希望家族的继承人宝玉能够完成这种实践和追求。然而宝玉向往着诗意的梦幻生活,拒斥着现实生活。父子的冲突也就以各种方式发生了。种种冲突也就积累成宝玉的心理障碍,使他拒斥、疏离自己的本无恶意的父亲,使得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日渐疏离淡化甚至绝迹,而贾政也只有固守着自己习得观念、价值,整天价端着个架子那样疲累地活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父子二人而言,都不无悲剧的意味和殉道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同情,需要理解。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从儒家人生价值层面看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词中,有两句对贾宝玉的评语,即“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有些读者以此作为评价贾宝玉的定论,殊不知这个评语其实是曹雪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发现,看似“叛逆”的贾宝玉身上,依然保存着儒家“修身、齐...     

死亡恐惧的消解及其反英雄主义——贾宝玉论之四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小说以深刻、冷峻的叙事策略写出了贾宝玉令人惊悚战栗的死亡意识和反“英雄主义“的文化方向。他毅然抛弃了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死亡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追求。这样的表现,充分表达了贾宝玉死亡恐惧的消解。由此前进,贾宝玉彻底走上了反“英雄主义“的道路。贾宝玉从本质上拒绝英雄化,以从根本上否定扬弃男权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以歌颂女性的清纯和美丽反衬男性的卑琐恶浊,由此展开了对男权文化的清算。     

追根探源，为全璧本正名

本文探讨了曹雪芹的思想观念,认为贾宝玉中举与其反对仕途经济并不冲突,贾家复兴是曹雪芹的愿望和安排。文中还分析了曹雪芹、贾宝玉以及石头等形象之间的关系,从贾宝玉这个文学形象中解读出真实的曹雪芹和虚构的贾宝玉。本文还探讨了红学研究的两个误区。这些论述旨在证明《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是一本全璧之作。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兼美理想与美中不足——秦可卿的角色意义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主要是为贾宝玉而设的配角,其“兼美”而“可卿”是感发宝玉“知情”而“传情入色”——“意淫”的外缘和初恋理想的形象。在这一理想映照下,林黛玉、薛宝钗都美中不足。这是宝玉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前提,也是《红楼梦》受佛教影响对世俗的基本观点。     

论贾宝玉之精神世界

贾宝玉是在才子佳人派小说盛行的时代末期出现的一个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一贯乐天知命,对人生悲剧性感受不深的局限,具有时代意义。宝玉精神不仅具有美学之意蕴,也具有伦理价值。文章试对宝玉精神作小结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