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夜落西街

出外旅游没有联想,止于没有去过桂林阳朔的人。去过桂林阳朔的人,总期盼着有一天能背上简单的行李远离烦嚣的城市,抛弃一切苦恼和杂念到阳朔住上一阵子:清晨醒来,赤脚沿着青石铺砌的西街走到漓江,乘一叶竹筏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或戴一顶斗笠在竹排上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及时作出调整,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围绕政治路线加强组织建设,整顿与新建相结合,不同地区支部相区别和自上而下展开政治动员四个方面.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高校"两课"教学中重要地位的论证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进而明确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的重大意义.     

在这山和那山间叙说

过了小暑天气闷热，用电脑码字属于自讨苦吃，坐在沙发上，前面摞着两个纸箱权当桌子，头顶上空调吹着，不一会儿膝盖骨就开始疼。最热的是电脑，一个叫“鲁大师”的软件时不时就提示主机快80℃了，再来个怪声烦人，干脆把它卸载了。机子用三五年，似乎就老得不成样子，如果多折腾几下，就热得快散了架。天热，鱼缸里硕果仅存的三条鱼中，有一条出状况了，沉在水底一动不动，只是喘气，另外两条游过来安慰一番。我赶紧清理水缸，甚至加进一小包海盐，可惜于事无补，扛了两天这条鱼终于彻底翻肚了。想起那句和鱼有关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它们在鱼缸里，只要健康地活着就好，高兴不高兴咱不知道。看着快要不行了，我好像感觉到金鱼对这个小天地的依依不舍。     

大地的创伤,我们用爱抚平——首都人民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纪实

灾难的来临如此突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前一秒,我们还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中,为奥运圣火的到来欢呼雀跃;下一秒,地动山摇的瞬间.b是生死别离两重天.汶川,这片曾不为世人熟知的土地,殷红的鲜血正在这破碎的躯体肆意流淌. 据国务院应急办提供的数字,截至1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     

毛泽东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任职中央局秘书考析

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与四大之间仅次于党的委员长的重要职位,也是毛泽东担任的第一个中央领导职位.但目前关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一事,学术界仍存在错误解读和不当表述.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相关论著的研读分析可知,毛泽东确曾在中共三大后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这一职务并未在中央迁沪后即由罗章龙"接任",相关似是而非的表述不足以采信.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通过职业前途计划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

员工不仅是连接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也是企业战略实施成败的重要因素 ,充分发挥员工的潜力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关键在于使得企业战略和个人职业前途计划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动态相容和统一。员工属于企业内由不同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组成的小群体 ,管理层通过影响各种小群体的核心人物 ,表彰那些能够满足企业战略需要的企业文化的代表人物 ,促使企业内部各种群体力量的综合效果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一致 ,从而在满足个人对其职业前途战略需要的同时 ,也保证了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企业和员工间形成一种互惠的关系 ,节省个人成本和企业成本 ,最终节约社会成本     

论宗教与迷信的联系和区别

宗教与迷信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他们在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具体而言 ,在构成要素上 ,宗教是具有内外要素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而迷信则是一种粗俗和零散的思想意识 ;在内在属性上 ,宗教是一种世界观 ,它对世界与人生的终极问题作出回答 ,属于形而上思想领域 ,而迷信是一种意识活动 ,力图解决个人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属于形而下的工具范畴 ;在目标指向上 ,宗教探求生与死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而迷信则关心此时此地的现世 ;在社会功能上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另一方面提供了可供实践操作的道德体系或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 ,而迷信只是一种简单、直接、非理性的心理调节手段 ,正是由于两者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最终使宗教成为人类文明的结晶 ,而迷信只是人类非理性的蛮性的遗留。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蛰伏与蜕变——闽台两地民间春仔花技艺发展的对比与思考

春仔花是闽南与台湾特有的民间技艺及闽台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是闽台同根同源的历史见证。对春仔花的形式类型与发展脉络作一番整理与阐释,挖掘其中蕴含的闽台文化变迁和艺术流变形态,探究其在闽台两地蛰伏与蜕变的过程,对比闽台民间春仔花技艺传承与保护方式的差异,探索适合两岸民艺的现代发展之路,促进闽台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     

后教学法与教学法:继承和超越

后教学法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教学法,而是对教学法批判地继承和超越。继承意味着实践后教学法需要学习和分析教学法,结合教学实际,综合运用和创新教学法。超越教学法则意味着突破选择教学法的思维局限,把教学经验上升为理论,构建教师理论,并重新定位教师、学习者和教师教育者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     

论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必然会阻碍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成果。同时,应加强司法制度建设,为社会公正提供司法保障。     

唐宋人蜀文人与巴蜀文化之缘

巴蜀文化自古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经济文化尤其发达的唐宋时期还吸引了一批非蜀籍的文人墨客流寓于此,出现了自古词人多入蜀的高峰盛况。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其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唐宋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巴蜀文化的兼容并包、汇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