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契约习惯法研究——以赣南客家民事习惯法为例

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集中地和大本营,扎根于其中的契约习惯可视为客家民事习惯的代表,对客家族群的日常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影响.客家契约习惯特别看重书面形式,流行实践性契约.由于受宗族习惯的影响,客家民系对家庭事务契约的代理人有约定俗成的排序机制,代理人对外签约享有广泛代理权.客家民事习惯法中,凡有定金、违约金的情形,违约方不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违约的保证担保仅有连带保证担保一种形式.租不过半、息不超本和人死债灭等民事习惯,则人性化地限制了过分沉重的债务.     

清末民初房产交易中民事习惯的历史考察

法治之外,民事习惯在规整社会秩序方面扮演着"准法律"的角色.清末民初,以"租不拦典、典不拦卖"、"亲邻先买权"、"草契"与"老契"、"典三卖四"、"回赎权"等为内容组成了房产买卖中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些属于公序良俗,与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相吻合;有些则与陋规陋俗无异,带有明显的宗法社会的印迹.以房产买卖作为对象来考察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对研究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运作机制有推动作用,对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民法体系也不无借鉴意义.     

试论当代民事立法中民间民事习惯的缺失

我国物权法草案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但其中也存在着忽视民间民事习惯调查、整理和吸收这一隐患。从西方历史法学派民法典理论、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实践以及我国近代以来的经验中,可以证明民间民事习惯确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值得对它进行深度挖掘,充分利用。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我国的民法典更具有现实价值和长远的生命力。     

晚清内陆地区西学东渐的特征与近代化的迟滞性——以安徽为个案

由于安徽是一个农业经济比较典型、传统文化因素比较丰富的内陆省份,因而其西学东渐与江浙地区相比自有其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地域上的零散分布性、内容上的政治性、途径上的转口传播性、效果上的有限性.这五大特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这些个性特征可以管窥安徽近代化之所以步履蹒跚的一些端倪,透视出以安徽为代表的内陆地区西学东渐及其近代化进程与江浙地区所存在的差异性.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

晚清时期各种灾荒不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绅士富民为主体的民间义赈活动兴起.与以往传统义赈相比,晚清时期的民间义赈具有活动范围扩大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等特点,它是晚清时期赈灾救灾中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局限,民间义赈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判例、解释及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价值——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背景的考察

民事审判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多元和广义的,包括成文法、判例法或习惯法,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中,司法判例、司法解释及民间习惯等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司法判例辅助成文法,提高了办案效率;司法解释通过解读抽象的法条,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和操作性;民间习惯则能填补法条的空白,在缺乏法律条文时可遵循习俗,以民间习惯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依据。     

论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

科举考试在晚清走向衰亡,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必然结果.本文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为研究晚清科举考试的衰亡与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关系打下基础,亦可为当今的考试立法与改革提供历史智慧.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以湖南为例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起点.作为晚清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手工业有着诸多的变动因子,但最为主要的当属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特殊的军事需求等.这些变动因子相互作用,既阻碍了彼此的变动,但同时又促进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及其经济的发展.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试论晚清之际衣冠之制的弱化——以清末服饰文化革新为中心的探讨

晚清之际,伴随着革新自强的风潮,舆论界兴起“易服色”的呼声。随着新政的施行,服饰革新率先在军、学界推行,社会风尚亦随之转变。晚清服饰革新的背后,是作为传统礼俗文化之一的衣冠之制的逐渐弱化。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南海文献的区域特征

晚清和民国时期广东地方南海文献在内涵与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一是文献种类繁多,记载确凿可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二是信息元素丰富,有助于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场景;三是呈现了若干精彩细节,可为后世提供历史智慧。广东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不仅存在关注要素的差别,又显示出叙事方式的差异。     

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荀学在晚清的历史命运——以晚清政府、谭嗣同、章太炎对荀子的态度为例

清朝晚期,荀学由学术领域步入了政治领域。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维新派的谭嗣同,以及古文经学家章太炎,都无一例外地拿荀子做文章。晚清政府实行科举改制,把荀子作为最高层次考试的题目,以期选拔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反,谭嗣同主张变法改制,他把荀子看成是封建社会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样是反对满清政权,章太炎却尊荀,标举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实行渐进改革。荀学积极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总之,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都不仅说明了荀子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而且说明荀子在晚清的命运关乎时运和政局,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晚清官商关系透视——以李鸿章、唐廷枢与开平煤矿为例

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近代化的进程中,能否正确处理官与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近代化的方向和成败.本文以开平煤矿前后期的发展状况为透视点,揭示了官督商办经营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轨迹.     

制度功能的丧失与异化——以晚清武举制度变迁为例

晚清时期，由于考试内容缺陷与外敌的入侵，武举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入侵，对内不能维持社会秩序，甚至成为社会的对立面。随着湘军淮军的编练和军事学堂的开办，替代了武举制度的功能被替代，最终名存实亡。     

海外华侨与晚清外交——以南洋粤籍客侨领事为例

晚清南洋涌现了一批粤籍客侨领事,因其既是清政府派驻的外交使节,又是殖民地的成员,还与当地华侨社会紧密相连,故独具特色.本文拟从方言群的角度叙述这一群体出现的背景,分析其原因,并简略论述其主要贡献.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主导或配合中央政府,先后对南海诸岛展开多次调查。历次调查活动规模大小不一,各有侧重,调查结果的影响也相差甚远。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因时因势组织的调查活动,对内来看,不断完善并提升了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海疆意识和管辖能力;对外来看,有效地宣示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     

论晚清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潮发生剧烈碰撞。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除少数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外,包括清朝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内的大多数晚清士大夫仍未能对西方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对西方人性的认识、对西方侵略性质的认识和对西方国家政体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刘锡鸿出使欧洲前的西方理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其外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