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云南陆系财团

一九二七年“六、一四”政变后,龙云乘机夺得了云南政权,在财政上进行横征暴敛,金融上利用通货膨涨,积累起巨额官僚资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财政厅长陆崇仁为首脑的陆系财团和以富滇新银行行长缪嘉铭为首脑的缪系财团。两大财团的经济势力,垄断着云南的财政、金融、工矿、贸易、交通、合作事业和农垦水利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掌握着云南的经济命脉,成为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龙云政权的经济基础。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宋代的豪强势力及其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干预司法,甚至杀人害命,形成了武断乡曲的古代黑势力.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就复杂了,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势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某些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作为打击者,他们既代表中央,又有地方官府自身的利益,还有为政者扶弱抑强的公正理念.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

龙云的治滇思想-是建设"三民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云南";其含义既具有封建地主阶级恢复秩序和巩固统治,建立他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努力,又具有资产阶级建设资本主义工业化云南的设想.二是民族思想受到蒋介石的较大影响,主张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视少数民族为"宗族".由于家庭出身及早年生活的影响,龙云尽量给予彝族及边疆少数民族以照顾和帮助,但这种照顾和帮助更多的是针对民族上层.     

中国地方政府的生产职能及其转变

中国地方政府的生产职能非常突出.生产职能的具体形式有财政补贴型、金融扩张型、租金减免型和规则软化型.地方政府执行生产职能使辖区企业获得"行政性竞争优势"而具有经济增长效应,这对经济增长方式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根据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地方政府生产职能转变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停止规则软化型生产职能,并使其转变为规则硬化型市场服务职能.第二,调整财政补贴型生产职能,提高一次性补贴的预期、减少财政补贴规模.第三,调整金融扩张型生产职能,减少"行政变金融"方式,增加"财政变金融"的方式.第四,调整租金减免型生产职能,增强企业享受租金减免优惠政策一次性的预期、补偿被冲击的利益.     

20世纪40年代“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云南

静生生物调查所是抗战前我国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内迁云南,与地方政府与经济团体合办农林植物研究所,在云南生物调查研究与为云南地方经济服务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于其专业性质与战时经济密切相关,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与当时在昆的科研单位、院校更加窘迫的经费相比,虽研究经费依然困难,但基本上保证了研究人员的生活.在此条件下,研究所在植物调查与分类、经济植物与经济林木的调查与实验研究方面仍获得很大进展.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党的执政资源分析

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却保持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党的执政资源的汲取和巩固,在经济、组织、文化、历史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开发上取得较大成绩,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作出了贡献.     

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双重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政府期待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服务"三农"、改善社会整体福利,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目标,新型金融组织必须在政策性目标和商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下行动,这使得其在客户定位、业务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似乎有点无所适从,导致"目标偏移",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排斥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但已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双重目标是共存的,也是相容的。要在双重目标下促进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立足"三农",改善自身管理,优化服务,提高经营绩效;同时,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加强金融监管,帮助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改善业务经营,控制金融风险。     

宋代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问题研究

有宋一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始终被中央牢牢掌握.地方官员的升迁荣辱,甚至生杀大权都在中央的管理掌控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足上供"、顺从中央.成为处理地方官府与中央关系最主要的宗旨.上好下甚,在这一关系的作用下,中央一些错误政令,在地方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由于利益的左右,宋代地方对中央也有奉行不虔甚至欺瞒,这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不畅通.此外,少数有节气的地方官,为了正义和公理,也会违抗中央的错误指令,但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地方与中央复杂多变的关系,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风向标.     

“圈地运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多年来,在城镇化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被商业利益推动,引起一股"圈地运动"的热潮。"圈地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违背生态发展的规律、并以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子子孙孙的利益为代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政令不同程度的扭曲。这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原因,中央政府制度的不完善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两者利益相互博奕的结果。     

多元权力结构:民国时期云南区域政治生态研究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国中央政府构筑了中央/地方、中心/边缘的政治场景,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云南地方政府按中央政府规制设置地方行政、党务机构,建构起融党于政的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但是这种政治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被土司、土匪、会道门及殖民势力等蚕食与分割,区域政治权力结构日趋复杂,导致政治生态恶化。     

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

明王朝与都掌蛮之间的恶性互动持续了两百余年,都掌蛮最终被明王朝消灭,其原因有四:第一,中央王朝急功近利,改土归流;第二,朝廷命官言而无信,杀降要功;第三,地方势力豪夺土地,支持改流;第四,都掌蛮自身"劫掠"无度,"叛服"无常。都掌蛮被明王朝消灭,不仅是明代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恶性互动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灭种灭族的典型案例。都掌蛮的消亡,既有中央王朝、朝廷命官、地方势力等多方合力围剿的原因,也有都掌蛮族群自身的原因。     

论跨国族体问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与对策

跨界跨国民族问题是威胁国家社会安全,引发国家领土主权分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人为事件"尤其是"民族"事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同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和经济生活差距若长期存在,会被分裂势力作为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实例来利用,势必引发民族心理上的离心力而成为民族国家分裂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信息网络与媒体不规范也会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待跨国族体突发事件,应分化瓦解分裂势力,加强国际合作,对聚居民族则通过"亲密接触"和"富民民心工程"等措施,来消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

抗战准备时期,为促进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推动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非常重要。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在四川币制统一与善后公债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央对四川进行经济整合的重大步骤。在坚持推进四川财政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政策博弈表明,蒋似乎充当了协调中央与四川利益的"中间人"角色,这是蒋介石个人威权的另一种表达与运用。由此,也可为我们深刻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个人强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照。     

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经济主体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社会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所大量采用的行政"试错"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遏制寻租要求政府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法制"并不等于"法治",只有当政府"生产制度的权力"被具有更高权能的制度(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执法规则)所约束,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才可能得到彻底地根除.     

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转移及其对四川经济的影响

抗战之前,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在上海。1937年八.一三战事,严重影响了上海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之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作为政府金融机构的中中交农四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随政府西迁。到1945年重庆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对四川金融业本身有着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四川工商业的发展。     

关于"片马事件"的研究

近代西南边疆的片马事件,从条约的签订和内容看,中国历界政府始终坚持片马是中国领土:从少数民族的抗英斗争看,政府派土司兵增援;从云南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看,对片马回归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不能不对"片马事件"传统定位即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抗英斗争而政府是卖国的产生疑问,研析各方史料我们得出"片马事件"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全民族掀起的的反抗外国殖民者,为维护国家利益、捍卫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的新结论.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