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怪小说看唐人小说创作的娱乐诉求

唐代精怪小说中的趣味化作品,是唐代小说家对小说娱乐功能的自然追求,也是对小说文体独立的积极响应.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专论,本文从精怪小说趣味化作品对传统文学观的疏离角度,论证这类作品实则承载了唐人的娱乐诉求,也可佐证文体意义的小说于唐代确立的论断.     

论《到灯塔去》的艺术创新

<到灯塔去>的艺术创新主要有象征化、绘画化和音乐化.书名中的"灯塔"就是一种象征,象征光明、真理、目标和追求,也象征孤独和博爱;小说的三个小标题,也都各有象征意义.小说的三个部分,就很像三幅一联的巨幅图画,这些画就像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画,画的全是画家的印象.小说至少有四条旋律线,使它自始至终萦绕着音乐的旋律,回响在读者的心中.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审美媒介化"与"审美疲劳"

审美泛化与文化工业化相互作用带来审美的媒介化.情感是审美的核心,技术是媒介的特点,当情感逻辑遭遇技术逻辑,媒介在煽情的同时也带来大众的郁闷,导致情感上的缺失.应当积极引导和优化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舒解审美媒介化带来的身心疲劳.     

视觉化传播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影响

当代视觉化传播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视觉化传播整体上把日常生活纳入审美的范围之内,有利于培育当代大众的新型审美文化形态;另一方面,视觉化传播泛审美的结果也导致审美活动停留在感官-形象消费的水平上,使大众的审美趣味庸俗化、审美感官钝化,消解了美学的传统精神。     

大众传播背景下池莉小说婚恋观的展现

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小说的生存益发艰难,如何处理好作家的审美理想与大众实际需求的差距,平衡写作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这是当前作家面对的现实问题。池莉小说作为成功的个案,其选题固定在婚恋题材,所探讨的是在不断社会变动背景下恒定的大众婚恋本质,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与意义,由于她的小说特有的目标性、功能性,从而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意义。     

李渔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

作为话本小说书面化的新的时期的代表，李渔以自己的审美个性，包括自己创造的描写模式、叙事体制和喜剧性语言风格，投入到了被当时正统文坛视为“末技”，而他不以“末技”待之的话本小说领域，在至为程式化和个性化的两个极点上，架设起了推进话本小说革新的杠杆，使这种文学体式的内在文化素质和审美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也使他自己成为以生命和才华革新我国话本小说的最后一个革新家。木文发表时作了删节。     

救世与利己的价值尴尬——探析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美国形象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是当代华文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美国形象。她以一个文化两栖人的视角细致地剖析了美国文化的两个特征:以拯救世界为价值的理念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尴尬,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新移民所产生的巨大心理震撼。     

大江健三郎《静静的生活》的女性叙事探蕴

在《静静的生活》中,大江健三郎采用从女性视角细腻、感性地讲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同时,小说中大量文本的引用使女性叙事本身也具有了男性叙事的知性化,两种话语风格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叙述的张力,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涵.女性视角的发现和尝试使这部作品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形式实验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先锋作家的意象化叙事策略：基于苏童小说的考察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反意象＂现象,而小说却大规模地引入意象。意象化叙事由此而成为先锋作家叙事策略之一种,主要代表是苏童。苏童小说多以意象化叙事代替了传统的情节叙事,这种叙事品格使苏童小说实现了与电影、电视及舞蹈等视觉艺术的便利沟通。     

论审美媒介化在大学生审美教育中的利与弊

审美媒介化即大众媒介成为审美活动的阐释中介,是审美泛化与文化工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大学生审美教育带来便利,为大学生审美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手段;它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审美所积淀的游戏法则形成威胁。     

论《土生子》中的审美愉悦

审美愉悦是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作者的创作意图,结合实际,思考当下意义,获得审美享受,产生情感共鸣。这是读者对作家和作品的肯定。作家通过多种方式可以带给读者审美享受,这需要读者去了解和分析作者的创作背景、人物形象、情节安排、象征寓意和主题意义等等,分析的过程是读者走进作家作品的方式。一部作品的成功有多种原因,本文从小说美学的视角,通过对理查德·赖特《土生子》的赏析,探讨赖特的写作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凸显《土生子》背后的美学意义,指出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是《土生子》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萨满神歌对迟子建跨民族书写的推动及其功能

自步入文坛以来，迟子建的创作始终植根于故乡地域文化的沃土中。对于故乡地域文化中极具代表特征的满-通古斯文化，迟子建依据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去书写，决定了她跨民族书写的文学表达。迟子建借助她对满-通古斯文化的理性认知和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成功地消除了“异族者”书写的痕迹，把过去鲜为人知的满-通古斯文化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为迟子建跨民族书写带来审美新变的是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神歌。萨满神歌的引入，使迟子建小说出现了新的审美特质，并对营造小说的民族文化氛围、深化审美意蕴以及跨民族书写的创作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艺术技巧探析

本文以小说的艺术技巧为切入点,意在表明喜剧化情景的预设,心理分析手法的巧妙运用及全知叙事方式的采用是本篇小说艺术独特之处,也是吸引读者的精到之笔。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论马克思"人化的自然"思想的美学意蕴

依据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思想,在人化自然活动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而这种活动在使人的各种能力不断获得发展和提高的同时,也使人的审美能力不断获得发展和提高."人化的自然"具有各种形态,其中也包括审美对象形态.由于作为审美对象形态存在的人化的自然兼具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丰富形式和内涵.就使它对人具有综合的审美意义,因而其意义就更全面、更深刻、更强烈.     

谈卞之琳诗歌中的小说化

关于对卞之琳诗歌中"小说化"因素的认识,在以往研究中常常存在偏见,或者将其与戏剧化、戏剧性混同,或者将"叙事性"因素直接等同于叙事体诗。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化"所带来的表达方式上的变化,最终是落实到诗歌想像力结构的巨大张力、"客观性"经验的抒写、包容一切的综合力三个方面的变化上;这也是新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的渊源关系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存在着渊源关系.首先,从道教的文化生成来看,道教一方面采中华文化之元气而结胎成型和发展壮大,同时又返潮回流,以各种途径给予中华文化以巨大影响,以同样文化为创作背景和表现对象的中国古代小说自然难免受其濡染.第二,从志怪传奇小说自身来看,对神仙恋慕,对怪异的崇尚使小说作者与道教难分难舍.第三,道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利用小说来传教,从而使某些道教作品呈现出小说化的倾向.     

走向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论卢卡奇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20世纪以来,日常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时象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在对人类生活现状的忧虑与反思中,处于不同生存背景和文化差异下的许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这一领域.其中,卢卡奇与赫勒都试图通过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来克服人类存在的危机,然而他们理论的视角却存在着差异,并且呈现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卢卡奇试图运用科学和艺术打破日常生活自在的合类性,从而克服人性分裂的危机;而赫勒把日常生活批判从审美视野推向了生存视阈,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结构的改变,旨在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二人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观维度.     

日常、身体与精神性别——论付秀莹《他乡》的女性成长叙事

付秀莹的新作《他乡》通过叙述"芳村的女儿"翟小梨从乡村来到省城、后来扎根北京的"迁移"史,书写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性别成长过程.小说借由翟小梨的"失语状态",洞察到性别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翟小梨试图以身体作为反抗的武器,但却再一次陷入男性话语织就的牢笼.为了获得作为个人和作为女性的双重成功,翟小梨选择回归家庭,但她的精神性别成长尚未完成.小说对现代女性精神性别成长的反思具有启发意义.     

欲望中的历史——90年代中国小说的历史化叙事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历史化叙事的主题化。所谓“历史化叙事”,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以文本之外的史实或历史事件为表述对象的;而历史化叙事,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中的自我认同的叙事行为·········。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历史化叙事丧失或者放弃了历史小说以现代唯物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对“历史”的客观性（确定性、整体性）的信念。本文试图指明的是,历史化叙事在９０年代中国小说中的主题化,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文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既展现了在９０的年代中国社会全面商品化运动中自我或个性的深刻危机,又构成了一种抵抗商品化的消费主义潮流的文化诗学———在历史化叙事中,“历史”变成了当前现实中深晦而····················不可触及,即商品化不能最后整合的自我的一片永远的风景：自我欲望中的永远的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