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级寻租格局、法团主义结构与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治理之道

科层组织体制的权威等级结构,形成了一种压力型体制和行政逐级发包体制,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模式下,政府官员个体的政治寻租行为将触发体制内的寻租竞争,形成梯级寻租格局。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强势的政府与弱势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庇护关系的法团主义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权威确立和秩序稳定,也为政府官员汲取社会资源、转嫁政治寻租成本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外保障。个体的政治寻租通过科层组织的梯级格局在体制内不断扩展,再通过法团主义结构向体制外不断扩张,导致腐败向社会弥漫。政治寻租型腐败的防治,既要破除梯级寻租格局的基石,也要重构法团主义结构及其制度。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如何建立能包容更多社会需求和因素的法律范式,是法律体系乃至转型社会不断追问的话题.作为能动司法的学术回应,回应型法是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法之“应然”与“实然”结合的产物,并促使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契合了中国法律范式的发展要求.只是,中国仍处于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过渡的阶段.尽管存在人为导入回应型法因素和直接从压制型法过渡到回应型法的契机,但这却不利于整体法律建构.因此,中国欲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切实的法治秩序建构.     

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治主义源远流长,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法治主义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西方漫长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特定的政治背景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主义,主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不具备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所以,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改革政治体制,监督国家权力,建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格局,培养与国家权力相博弈的力量。     

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

晚近以来,逐步成长的法治主义的社会想象与道德秩序观,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以及基于公民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家权力的法权安排憧憬,作为一种国民心智和公民心性,一种关于良善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总体性向往,多半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法制安排展开,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的"国民的法治愿景"。其主要内涵包括,法治成为国民期待与公民愿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渐成国民共识,主体平等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向往,表达自由早成亿万人的心智需要,人民对于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追问上升为对于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的拷问,以及藉由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等等。由此,基于国民的"法治愿景"而来的公民期待,由此公民期待而付诸人身的公民行动,特别是它引发的"公民维权"实践,讲述的是当下中国的"训政"故事。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试论当今世界格局的多元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界就世界格局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展开争论,本文认为这些线性的思维模式值得商榷.伴随全球化的到来,世界格局呈现出的复杂性可以用"多元化"来进行梳理.以约瑟夫纺蔚三维结构论"为理论依托,浅析多元化世界格局的具体含义.     

法理共同体：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及超越性意义

秩序法哲学萌芽自格老秀斯,形成于普芬道夫,它的核心理想是要塑造一种法理共同体。法理共同体超越了政治共同体的权力至上理论,改为强调法律的支配地位;弥合了传统政治体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强调法权结构的平等。秩序法哲学试图通过法则和权利给政治秩序施加规范性约束,从而实现社会和平、合作和团结。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