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

在市场化逻辑的冲击下,"原子化"村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类村庄中,原生型权威和次生型权威在村庄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村庄中的纠纷解决由于权威匮乏开始出现没有第三方裁决者的现象,村民常以"暴力"的逻辑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迎法下乡"即引导国家权威的力量进入村庄,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村民权威认同与农村社会稳定

权威是指人们对享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认同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权威认同 ,权威在一定范围内的树立,就成为这一范围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的内部利益关系出现了新的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农村社会内部结构呈现新的格局.原有的村庄权威式微,新的权威兴起,带来了农村政治秩序的调整,农村社会稳定面临严峻冲击.因而,探讨农村村民的权威认同现状,培养村民正确的权威认同意识,对于保持中国社会稳定,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意义深远.     

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的信息接受心理

自古以来,村庄精英就是国家与乡村联系的纽带,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庇护者,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在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由于其"舆论领袖"的身份,其信息接受心理将直接影响政府和候选人的信息传播效果.     

新兴宗教: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当今世界,新兴宗教遍地开花,其产生与教派领袖运作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密不可分,这种能力与本土文化所蕴涵的宗教资源相结合,为本土新兴宗教的滋生提供了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基础.新兴宗教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现代性断裂"的一个重要后果--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合法权威(专家系统)缺少认同.对合法权威认同的缺位,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新的认同,新兴宗教就成为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行政嵌入的历史互动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村庄内生,二是行政嵌入。前者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经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理论推测和共同实践而固定下来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恒常"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状态。简言之,就是村庄内部自发出现的态势和指导村民的行为准则。后者是一种外部力量干预,它的权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制度建设。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在乡村场域中,国家的行政嵌入远远晚于村庄内生秩序,但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它却在与内生秩序力量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魅力型权威真有魅力吗？——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权威思想探微

构成权威的服从动机不仅多种多样且平衡存在;基于正当性信仰的权威类型可划分为三种,即法理型、传统型、魅力型,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正当支配以三种权威类型的混合形式出现且恰恰是魅力型权威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魅力型权威具有内在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的魅力型权威理念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解决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权威认同危机提供理论方案,但强调领袖的煽动天赋是否意味着魅力型权威理念是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辩护?这一争论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韦伯并没有从群众心理角度看权威问题,但他强调魅力型权威关于服从者对共同价值的信仰,为建立具有实质主义的真正权威关系提供了启示,即权威的实质在于个人的自觉意识与创造性。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司法公信力与良性司法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司法权威的重要标志,是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尊重、认同的心理态度和信仰程度.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是一种评价信任,是司法公正的真实表达.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司法自身而言,其首要因素是司法不公、司法不廉、司法官道德失范.遏制司法不廉,强化法院的自身反腐,必须倡导良性司法.良性司法,是指让司法美德或者司法伦理成为每一位司法官在裁判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和操守,它是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客观表现,具有道德公正性、道德责任性、"合理、合法、合情"性、道德规范性、道德权威和法律权威的统一性等特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既是法院自身的期待,更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为了实现良性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建立客观、科学的司法公信力的评价系统.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