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商榷

夏剑钦先生在《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中,根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第五章中谭嗣同致刘善涵十四通信函中的十一通的编年,进行了辨析订正,笔者除了认同一通信函的编年为误判,一通信函编年应更精确外,对夏先生认为编年不妥的其余信函,一一作了辨证,以夯实谭嗣同研究的文献基础。     

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新发现的谭嗣同书简

近日,孔夫子旧书网一书店出现了谭嗣同书信一则。经专家鉴定,此信为谭嗣同真迹。此信不见于《谭嗣同全集》等文献,属首次发现。谭嗣同真迹在民间罕见,故此信弥足珍贵。笔者将此信释文,并对收信人陈长橿的生平及其与谭嗣同的交往略作考证。     

谭嗣同生平若干事实商榷

近读邓潭洲先生《谭嗣同传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传论》)和徐义君先生《谭嗣同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均搜集大量文献,论析考释亦颇精湛,裨益史学。但也有若干事实似失考,仅提出初学管见以求正于史学界。     

“严复书札”伪作与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的再传播

"文革"末期,李学忠先生所藏一批"严复书札",曾由常州博物馆转呈周恩来总理,经周恩来组织专家鉴定为伪作。近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缩微胶片整理发表的9通"严复书札",与前述伪作笔迹相同,错误百出,且其中《致皙子》函系剽窃自《大公报》所载《航公致杨皙子书》。有的学者据伪作重新肯定严复与伊藤博文是"同学",甚至断言"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谭嗣同戊戌北上的两个问题——兼与黄彰健先生商榷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著有<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及<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两章,深入研究了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引证繁富,考证精当,为谭嗣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学者邓潭洲先生在其<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中,对谭嗣同一生活动作了简明而准确的叙述,这一叙述是以他对谭嗣同的多年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上述两部著作在考证有关戊戌四月谭氏行踪方面,似乎仍然存在若干疑问.由于邓先生已经作古,无从请教.笔者在此不揣浅薄,特此提出,以就教于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试析谭嗣同的教育思想

谭嗣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谭嗣同认为,要实现中外通、上下通和人我通,就必须要沟通中西学术,以中国传统的大同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为武器;要实现男女内外通,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就必须要兴办女学,为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谭嗣同指出,注重实践和相互切磋是沟通学术的为学之方。     

关于元稹诗文的系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诗文的系年历来是勾描谱主生平的重要基础 ,《元稹年谱》的著者虽然对元稹的诗文下了不少的工夫 ,但被随意编年的诗文仍然不少。本文以元稹生平为序 ,逐条一一标示《年谱》编年有误的诗文 ,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 ;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 ,扼要列举笔者的编年理由以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的行踪和生平 ,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文提供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元稹诗文编年辩说--《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编年计约17首,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之后,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列举笔者的编年辩说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元稹诗文编年新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计 2 4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具体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并列举编年新探及其理由 ,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谭嗣同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部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其老师欧阳中鹊、刘人熙的指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谭嗣同全集》第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川谭嗣同把船山学说和其它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结合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某些社会政治学说,加以融合贯通与择取,为其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本文拟就此作些粗…     

元稹通州诗歌编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本文列举《年谱》对元稹通州任内诗歌编年疏误约七十余首。全文以元稹通州任内的时间为序，逐条标示《年谱》编年疏误的诗歌，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然后笔者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所在，扼要列举正确编年的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通州任内的行踪和生平，以及元稹和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的真实情况，纠正了《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关于此事的错误记载……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歌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神伦与友道——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谭嗣同《仁学》平等观

谭嗣同在《仁学》中运用基督教神伦和灵肉区分原理,批判传统不平等之纲常；运用基督教友道观念作为建立《仁学》新伦常的“圭臬”,阐发伦理平等之义.     

谭嗣同的宗教大同理想——《仁学》的宗教认知特征

谭嗣同《仁学》以群教统一的视野,表达了宗教大同理念,其中包括群教之公理的阐发,群教之关系的辨析等。《仁学》对其主题异于传统的处理方式,反映了近代儒学宗教化的认知进路。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

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秋公羊传》推崇有加。他认为:《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春秋》秉持"称天而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嗣同对《大学》的释义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展开,认为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心。通过谭嗣同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同,而平等是二者共同的主题。谭嗣同将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崇,又是对中国经典的创新性诠释。     

《谭嗣同文选注》补正三则

<正> 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振甫写的《谭嗣同文选注》收集了清末思想家谭嗣同的五种代表作,是一部有详细注解的优秀著作。同年,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徐义君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邓潭洲著的《谭嗣同传论》三本著作也同时出版。全集增订本大大超过以前的三联书店版,它是决定性的版本,后三部著作都遵循“文革”后的实事求是精神,作为     

日新与平等：谭嗣同对《易》之主题的近代转换

正如在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六经之首一样,《易》在近代受到高度关注。谭嗣同对《易》之解读既与近代变法维新、平等民主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又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其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丁惠康乃丁日昌之子

<正> 戴逸、林言椒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由戴文葆撰写的《谭嗣同》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谭嗣同“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惠康,被时人并称为‘四公子’.”①谭嗣同(字复生)、陈三立(字伯岩,号散原)、吴保初(字彦复)、丁惠康(字叔雅)四人,在晚清光绪年间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四公子”或“海内四公子”,这是不错的.但是,“戴文”把丁惠康说成是丁宝桢之子,这就是张冠李戴了.笔者认为,丁惠康之父应当是丁日昌,而不是丁宝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