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新心体学

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思想是贯穿其整个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一条主线和立宗所在。他先是对"体用不二"的体(本体、实体)的特征、性状进行描述,并通过对本心义相的界定,揭示了其所讲实体(本体)的性质。本心是其哲学理论思维形而上本体(实体)的本质,是其本体(实体)特征、性状描述的根据和所起。他进而分析"体用不二"的"用",即本心(实体、本体的性质)的作用、功用,认为体用不可分,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并由此而开展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由"体用不二"的核心话题"一以贯之"到各层面的不二,构成了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的系统性、有序性。他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为哲学评价的价值标准,认为无论是程朱以理在物、陆王以心在理,还是王夫之以理为气的条理,都是一偏,反对将理体学与心体学离而为二。熊十力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既有上求致广大宇宙本体的体悟,又有下索尽精微社会人生的自觉,加之其忧国忧民、救苦救难的悲愿,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性格,敢破敢立的学风。     

顺观与逆观:论王夫之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

王夫之提出了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思辨的顺观和经验的逆观。顺观以理为起点,然后有气与质,这是思辨的思路;逆观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志意通达天理,即由质、气而达性,这是经验的路径。按照这双重思维模式,传统的体用论便转换为相为体用。按照逆观模型,气质生生是本源,性自然随之而产生,这即性日生日成说。顺观和逆观是我们理解王夫之哲学的两种基本模式。     

“体用不二”论钩玄

熊十力先生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省黄冈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建立了“新唯识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体用不二”论是“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述,“本书根本问题,不外体用。”(《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他所说的体,是指宇宙本体;所说的用,是指本体的功用或表现。“体用不二”论的基本观点是:本心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万物归根到底都是本心的功用或表现。他是怎样论证“体用不二”的呢?我认为,大体经过扫相、显体、释用三个步骤。这种看法不一定妥当,愿意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王夫之"体用不二"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这对古老范畴的独到理解,王夫之从本体论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发挥了"体用不二"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方法,在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探索,不仅丰富了体用范畴的哲学内涵,而且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新局面.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朱熹之学：理学抑或心学

朱熹以为万物一体，其本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人为圣贤之心、本心、道心。这种心中立于现实、超越于经验，不可认识，却是事物的决定者。这种超验的、决定事物生存或存在的实体，便是理。天地之心、圣贤之心、本心、道心是理。这个理，儒家称之为仁。仁便是心。穷理传仁之学便是论心传心之学。朱熹之学，如其说是理学，毋宁说是心学。     

贺麟的体用观──中国现代哲学重建之路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主要归属于本体论。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建构新文化的设想使他对体用范畴极其重视。可以说,体用观是贺麟整个文化哲学和新儒学的理论根基。贺磷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体用的文化学意蕴和内涵,开辟了体用观的新里程。不仅如此,依据自已的体用观,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转型与重建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和主张。其中的许多看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二元正义”的误区及反思

我国程序独立价值说或优先价值说是在打着"重程序"的旗号下,吸收国外的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而兴起的,同时又迎合了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即,为提高审判效率放弃客观真实,转而追求法律真实。然而,这也导致法律正义原本具有的"一元"属性被人为地割裂成"二元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就违背了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裁判者角度而言,程序正义是可以感知的实然状态,实体正义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应然状态;就当事人而言,他们的"正义"观念中无疑包含实体内容的法律正义。质言之,实体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程序正义则是法律正义的物化载体。而"二元正义"观以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各自独立为前提,必然造成程序正义的缺位,实体正义也将失去其外在形式和载体。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朱子学的身体哲学再诠释

朱熹理学的"体"兼具主、客体属性,既指被认识的"天体"和"心体",也指作为认识活动知觉主体的"心体",还包括这种认识活动据以呈现自我的"身体"。天体与心体是同构的,主体在完成外向"格物"后,"体认"工夫就转入"身体"内部,通过"持敬"而实现。朱熹理学的价值取向是在"身体"中/上完成的。朱熹"体用"思维也是比附"身体"而产生的认识论。因此,朱熹理学是一种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     

熊十力“乾元本心”思想探析

熊十力以本心解释乾元的思路和方法,在"乾元"的解释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以本心释乾元,并扩充乾元的内涵将是熊氏解读<周易>的最大特色,也是<周易>与心本论结合的最好典范之一.以"本心"释"乾元"的理论前提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不二",意即天人不二.熊氏笔下乾元之为"本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回归心学,结合佛学心性论的表达方式,将易简与本心系在一起,以"易简"呈现本心的澄明样态;借助"良知是呈现"论定本心"自昭"的含义,在功能的意义上论证本心是呈现;熊氏"心体万物"命题的提出,意在彰显本心的能动性,是本体发用为万物的内在保证,在心物同体的前提下强调本心生生不已的能动性.     

“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从思维逻辑层面兼论汉、宋学之别

"明体达用"是宋学的思维逻辑,也是它区别于汉学的文化精髓。在体用论观念的支配下,"道"不再是客观认识的对象,宋儒改而追问它的存在方式或显现,并在"道"和人事之间建立了一种以体制用、以用观体的阐释关系。宋儒普遍慕求的"内圣外王"、"孔颜乐处"、"诗文道流"、"学贵自得"等人生境界,就是受到体用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     

略论怀特海的实体观

在怀特海丰富而复杂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实体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我们认为,怀特海的实体观是一种不要传统实体的实体观,这一点是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基础.只有加强对实体观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去讨论过程思想,也才可能加强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的理论说服力.     

论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之要义

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理学诸家划分为三个系别,而这个划分的标准主要就是本体是否为即存有即活动,这一点可以说是牟宗三撬动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大厦的一个支点,而对这个支点的论述就笔者所知还很有限。牟宗三认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心学都重视体验本体未发的表面相似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大关键就是因为一般体验未发没有点出未发也是活动的;这种本体层面的活动,与程朱所论的心气之心根据天理而发的经验层面的活动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即存有即活动比起传统的体用论来更能揭示理学诸派别内部的实质特性。按照牟氏之理论,只要我们能在某个时刻真正除去私心成见,本心的活动就即刻拨云见日地呈现出来。所以,不只是只有顿悟了本心才呈现出来。牟宗三这种渐悟与顿悟的区分与禅宗慧能与神秀对本体的领悟很相似,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他们在有关本体问题上争论的启发而提出了三系说。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西周雅乐的刚健风貌与刘勰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刚健”之再溯源

"风骨"之意涵不仅以《易传》的乾阳"刚健"说为其理论来源,对它的诠释还应上溯至西周的雅乐乐奏。西周雅乐是一种庙堂典礼音乐,其主体结构是打击乐。打击乐重节奏而轻旋律,审美倾向是偏于刚健的。《乐记》是西周礼乐实践经验的总结,其雅乐理论为西周雅乐与"风骨"的中介。通过《乐记》的影响与渗透,《文心雕龙》为"风骨"提供了宏阔的理论背景;《风骨》的"风力遒"与《乐记》的"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在外在风貌上完全一致;"骨髓峻"与《乐记》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形式的简洁质朴上有着内在关联。以审美超出政治教化之上,源出于更高的本体世界,又是《风骨》与以政治标准为唯一的《乐记》雅乐理论的不同之处。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灵魂的深":论鲁迅的真诚观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了的佛教 ,都主张人人具有先验的善良本心。在这种人性论基础上 ,中国人建立起“反身而诚”的真诚观 ,即认为只要本心象赤子般不加遮蔽 ,直接呈现出来 ,就能达到绝对真诚。鲁迅却在“仁义道德”的至诚背后发现了“吃人”的本心 ,对传统的人性论予以彻底颠覆 ,进而揭示出传统的真诚观导致瞒与骗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鲁迅注意到人性中恶的成分 ,但并不认为人性本恶 ,在鲁迅看来 ,人性是自由的 ,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以对人性的这种崭新认识为起点 ,鲁迅阐发了自己的真诚观 :他把虚伪看成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让虚伪的面具遮蔽起人的自由灵魂 ,还人以“隐私权” ,使人真正能够自制自律地掌握自己 ,在灵魂的拷问中达到自觉的真诚 ,以维护人格的独立与尊严。鲁迅还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反思真诚 ,认为在死亡的宿命面前 ,人只有悬设“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① ,并直面自欺 ,反抗绝望 ,向着更高级的存在状态奋进 ,才能达到真诚。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