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回归传统：《春秋董氏学》初探

戊戌变法前夜 ,康有为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春秋董氏学》一书表明 ,康有为复兴传统的公羊学说、儒家的伦理观和法家的权威思想 ,对抗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平等观。由此将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在西潮面前的应变能力和生命力。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康有为《论语注》诠释特点论析

康有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三统三世、大同小康、托古改制,然孔学被曾学遮蔽,被刘歆篡伪,被宋儒歪曲,故他以《论语注》为载体,援西入儒,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辞,弘扬孔学大道,绘制社会发展的改革蓝图。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清代今文经学诸问题——兼论庄存与和今文学派

本文就清代今文经学诸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至刘逢禄而奠基。此后,龚自珍、魏源也予发挥。到了康有为更运用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学说,演发维新理论。他的“三世”进化思想,也是来自今文经说,而不是源自西方进化论。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略论康有为的《论语》学

康有为认为 ,《论语》虽辑自曾门后学 ,且在流传过程中屡遭变故 ,但仍有研究价值。为了凸显《论语》与当下社会的关联 ,张扬其时代价值 ,应执从今文《论语》 ,剔除伪窜之刘歆《古文论语》 ,借助西学创造性解释《论语》 ,以便将《论语》打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合法性依据。康氏上述所为 ,在《论语》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庞德《论语》英译研究

庞德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正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     

论先秦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

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关系,在先秦时期已体现得相当明显。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训诂实践:先秦儒家经典中包含所有的训诂体式,涉及多种训诂内容,运用了三大训诂方法以及大量训诂术语;同时,先秦的训诂实践活动也有利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解读与广泛传播:《论语》、《孟子》中都运用训诂之法来诠释儒家思想,《易传》与"《春秋》三传"的传注体训诂,在诠释与弘扬儒家思想方面的作用则更加突出。     

张凭《论语》注研究

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夫子哂之”小议

<正> 关于《论语·先进》“夫子哂之”古今有各种解释: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曲礼》“笑不至矧”,郑玄注:“齿本曰矧,大笑则见”。康有为《论语注》直接释为“大笑”。包咸注:“笑之”。新《辞源》有“微笑、讥笑、”两种解释。杨伯峻《论语词典·哂》释为“微笑”。这四种解释究竟哪一种对,我认为都值得推敲。我认为“夫子哂之”,既不是带褒义的“微笑”,也不是纯属贬义的“讥笑”。而是“微微冷笑一下”,略带贬义指责,又有关怀之意。试说明如下: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何休《公羊解诂》研究

<正> 何休(公元129—182年)是东汉后期学问渊博、著述繁富的经学家、思想家.他被后世称为“学海”.所谓“学海”,一方面固然表现在他“精研六经”,从他的代表作《公羊解诂》徵引的书目可见,他不仅精于《易》、《京房易传》、《尚书》、《诗》、《韩诗外传》、《礼》、《谷梁》、《左传》;而且精于《论语》、《孝经》和《纬》.另方面,也表现在他写了许多著作,除解诂《公羊》外,尚“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可惜除代表作《公羊解诂》留于后世外,其余著作大都散失了.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