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术研究初期及其特征

根据船山学术研究的内容来分析,将王船山学术研究初期的下限定为曾国藩所处的咸同年间为宜;这一时期重在扩大王船山的影响,如著作的出版与流传、入国史儒林传和从祠文庙、创办船山书院,王船山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稗疏”,王船山学术初期还是属于传统研究的时期,与后来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研究迥然有别。     

从驻扎大臣制度的演进看嘉道时期对新疆的治理

关于嘉道时期的总体历史地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在"嘉道中衰论"的前提下予以"守成"的评价,又间有"维新""务实性退却"等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的地区治理也有类似主张。实际上,嘉道时期的新疆治理较为有力。新疆驻扎大臣建置沿革、职能行使状况等情况表明,对于乾隆朝始入清朝版图的新疆地区,嘉道时期做了很多制度上的整理工作,对新疆的治理步入规范化和常态化。嘉道时期,南疆变乱迭起,但动乱最终都能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统治秩序得以较快恢复,说明清廷对新疆依然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所谓"嘉道中衰"在全国各地区的表现并非同步,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用"守成"或"维新"等一种标签去概括。     

论船山精神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船山精神曾经教育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为振兴中华而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世纪里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深入研究和弘扬船山精神 ,对于实践“三个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一、船山精神的基本内涵(一 )“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从胡宏、张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 ,就具有不尚空谈 ,讲求实用的“经世致用”的鲜明特点。王船山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 ,创立起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     

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及其形象演变

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生成于先民对太阳在一日之内运行轨迹及相关景象的观察和体验,其中也有想象所起的作用.五行之神的名称,最初是对太阳运行状态的描述,带有暗示性和象征性.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五行之神,是由其原型演变而来,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与其原型的关联.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五行之神,在形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船山爱国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三纲五常,君权至上,导致宋明两代亡于异族,王船山『穷本探原』,认为祸根正是『一家之私』的君主制.所以,忠君不是船山爱国主义的内核.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清——     

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以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为视角

船山记忆的复活与船山形象的建构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道风景,也是今人窥见近代思想观念变迁的一扇窗口。晚清以来,王船山先后三次被清廷大臣奏请从祀文庙。在此过程中,船山记忆不断复活,船山形象的不同侧面得到凸显,船山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得到挖掘,船山最终以有利于新政改革的正统儒家学者形象,进入了文庙从祀行列。探讨晚清从祀活动中的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不但有助于推进对船山思想之近代影响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观近代思想变迁的细微之处。     

唐君毅的船山论

唐君毅是能整体把握船山学并直透船山精神的现代儒者。其对船山学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承宋明儒而补其不足;开六经生面;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     

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船山公正思想的索据及其学术径路

船山的公正思想,既传承了儒家的公正道统,又开启了公正的具体规制。船山思想注重与现实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必然会涉及社会的不公正问题。船山学术研究径路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因此学术风格上采取传承与开启并举,直面社会不公正问题。     

东周以前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考察

阴山以南地区在很早就有猿人和古人类活动、生息和繁衍，而“河套人”是内蒙古地区有名称的最早者。新石器时代有西戎、华夏及东夷族迁入，土著氏部落的成份复杂起来。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在西辽河上游和黄河流域发现的较多。东周以前，内蒙古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高于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船山公正思想的索据及其学术径路SSCI

船山的公正思想,既传承了儒家的公正道统,又开启了公正的具体规制。船山思想注重与现实相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必然会涉及社会的不公正问题。船山学术研究径路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因此学术风格上采取传承与开启并举,直面社会不公正问题。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一种没有回忆的记忆

记忆分为私人的记忆和分担的记忆,或者说,个人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两者都是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陈述中发生的,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阅读.集体的记忆以当前为目的,是证实集体成员的同一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历史的记忆随群体面对的一些问题而有选择地重塑.个人从所属群体的过去中所回想的,主要是群体向其成员所传输的,这种记忆不建立在个人的回忆之上.     

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昆明在文学书写中主要呈现为三种形象:抗战时期的故乡、新时期的栖息地和新世纪的传奇之城。它们的逻辑结构呈现为"昆明是什么""昆明在怎样"和"昆明将要成为什么"。抗战时期的故乡指向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对昆明历史的思考与怀旧;新时期的栖息地指向现在的昆明,是对昆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之反映,新世纪的传奇之城是由昆明历史出发的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与这三种形象相关的是怀旧、日常生活和传记式三种书写方式,它们都是对昆明认同的一种话语塑造或表意实践。     

论集体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补充作用——以彝族服饰的虎纹意向为例

长期以来,人类学研究领域对历史文化书写的绝对客观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认为在当下对族群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不能忽略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可选择性和主观性。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经验,是指导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族群集体记忆的把握,是了解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如何使用内部观念的重要途径。借助对特殊文化符号的分析,如对彝族服饰上的虎纹图案的解读,可窥见集体记忆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补充作用,即可通过对被赋予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发现指导族群历史建构与发展的内部经验及其有效途径。     

冲突、挑战与交错——论E.L.多克托罗小说的记忆书写

研究了E.L.多克托罗小说中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小说通过突出个人记忆的力量,揭示了被忽视的历史视角,并挑战官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但以理书》《上帝之城》和《安德鲁的大脑》的分析表明,个人记忆在弥合过去与现在、调和个人与历史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多克托罗的小说呈现了错位感,促使读者批判性思考历史叙述,并重新评估历史事件。通过挑战官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多克托罗强调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和其在全面理解历史中的作用。这种关注个人记忆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历史叙事的再认识进程,并促使读者重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书写中,以对既有历史进行重新描述。     

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

晚清福建举人邱才颖,在粤任州县官二十余载。他在《东莞县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载中,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前者他是“遇事诈噬,邑人侧目”的贪官,在后者他却是勤奋、清廉、深得绅民爱戴的好官。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是邱才颖与东莞、香山两地士绅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大背景所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地方志、档案、族谱、士绅著作等有关史料的爬梳,试图对有关邱才颖的不同文本书写进行对比分析,尽量寻找历史真相。对出现截然相反“方志书写”的情况,解释其原因,为深入研究晚清广东官绅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船山著作刊印和思想传播的风雨历程

船山“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的学术信念是支撑其“残灯绝笔尚峥嵘”的动力源泉。整体上考察,船山著作的确是在其两百年后始显,船山之道经近代以来无数学人的推阐传扬,而今正处在“其道大昌”的发展历程中。近代以来对船山学的推阐走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比较可观的研究成就,但是就船山学的博大精深和别开生面而言,值得研究和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船山学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促成“其道大昌”还需要船山学人做“久久为功”的深入系统研究和面向未来的开拓创新研究。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