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自强不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强不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它具有独特的时代内涵和伦理精神品格。自强不息的时代内涵是:古代自强不息,侧重于个体的自强修养;近现代自强不息,侧重于民族自强和国家自强;当代自强不息,即是全体国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品格体现为刚健品德、仁爱美德、独立人格意志、宽容和谐精神及积极进取精神。弘扬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引导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德性主体基础;要不断增强德性主体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性与人格视角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融合

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角度,从民族文化理论自信和民族主体文化自觉的方面,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有益思想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学理体系,用儒家的人性修养与人格养成的心性学问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学,将是解决现代人对物欲的迷惘、精神的迷失以及有时对人的生命本真的遗忘,以及提升人们对"心"的真境的坦然面对与真实感知,是治疗现代人的价值困惑和精神迷失的有效途径。这对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

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概念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其中,北宋新儒学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的整体规划及其概念表达是内圣外王概念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而新学、蜀学派学者以庄补儒,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相结合,则是其较早使用"内圣外王"概念表达儒家价值理想的直接原因。新学、蜀学派的"内圣外王"概念,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儒、道的产物,在内圣外王语义的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柳宗元“大中之道”的道德修养

"大中之道"原本是孔子及其门人对中庸思想的发挥,柳宗元在吸纳传统儒学关于"大中之道"思想因子的基础上,在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派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赋予"大中之道"以新的内涵,并将之作为士大夫们道德修养的境界与目标。"去大惑"是道德修养的前提与基础;以经权合一为本质内容的"唯当之所在"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以生人之意为己任"则是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完美体现儒学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理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家社会主义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是以孔子的“大同”为社会理想模式，主张实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实现人类平等发展问题的意识形态。自从儒家社会主义被提出以后，一直为历代思想家和人民群众所重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当代，有学者将儒家社会主义误读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对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很大裨益；儒家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生产力问题、实现社会理想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儒家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可以起到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的积极功用。     

儒学道德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明确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它是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述,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奠基于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完善儒学"仁"思想中的国家论、"义"思想中的人格说、"中"思想中的品格说,并发展以"和"为世界观的道德文化体系,从而寻求儒学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契合与外在践行路线.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辩证统一,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蓬勃的文化生命力,真正打造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价值认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     

从儒家思想看现代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学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贵和尚中"的和谐精神等等,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对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贡献.     

比较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与文学

中国文化核心是儒家精神.以"内圣外王"思想、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精神,作用在文学上,使中国文学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日本文化核心是以"神道"为主干和有选择地融会了佛教的宗教精神.根植于宗教文化的日本文学注重情趣,欣赏超然的文学,突出个人表达和内心告白,忽视文学功利性的社会意义.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论现代新儒家对孝道的弘扬发展

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 ,力图弘扬发展儒学的新儒家 ,自然对儒学的核心观念与德目———孝也未曾忽视。新儒家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马浮、冯友兰 ;唐君毅、谢幼伟 ;杜维明、成中英等对孝道精神均有阐发 ,且各有其不同特点 ,但都肯定了孝在中国伦理中的首德和始德地位 ,视孝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核心 ,阐发了孝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且结合当代现实与西方文化“权责伦理”的背景 ,对孝予以现代性的创造发展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

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孟子不但使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在实践哲学的思想层面上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出的多样态的学术面貌和思想进路.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心气交辅:王夫之对儒佛认识论的辨析

王夫之立足于"心气交辅"的儒家认识论基础,坚决反对和批判禅宗思想对宋明儒学的影响,认为禅宗入"空"之心弱化了儒家实有对象性心理活动的操作性与超越性境界认识过程的道德修养高度。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的心理认识思想,独向具有庞大而具有细致心理分析体系的法相唯识学吸取理论营养,从援禅宗转向援唯识入儒,论证儒家立足实有对象操作性的心理活动,能够实现道德修养目标并具有超越性境界认识过程的思想合理性与理论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