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感恩文化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感恩文化是中国传统感恩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理念是儒家孝道。儒家感恩文化核心理念的内涵具体表现为感恩生命、珍惜生命;孝敬父母、遵从父母;感恩宗族、崇拜祖先;感恩自然、效忠国家。儒家感恩文化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基于现代视野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

对于生命问题的关注与阐释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从本质上说,尽管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于人类生命和生死等问题的解读由于视域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其内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则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于生命、生死和养生等传统生命伦理问题的深入反思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不仅大大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丰富了中华文化之人文底蕴,而且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顺利解决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儒家道德本位思想的现代启示

儒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是其突出的思想特征。儒家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社会科技本位的价值取向相冲突,现代化就是科技本位代替道德本位的过程。而现代化社会导致的道德沦丧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因此,从人类合理生存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本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值得面临危机的现代人反思。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民主条件下的儒教传统

亚洲价值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促进了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 ;在现阶段 ,亚洲价值的主要目标首先在于确保国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民的政治权利 ,实现以各国的文化特殊性为基础的理想的民主化社会。但在建设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 ,亚洲应当重视传统文化特殊性的普遍主义 ,避免因追求世界化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发展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中 ,若能警惕复古主义和要素主义等片面观点 ,则儒家传统就会在现代社会民主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儒家传统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 ,这些因应时代需求所产生的新内容 ,将会进一步丰富亚洲价值的内涵 ,促进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道家和合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融整合特性。本文分圆融整合系统观和与道合一生命观两部分论述道家和合思想的内容、特点及现代意义。第一部分概述其辩证和谐与宇宙合一的系统思想及现代方法论意义;第二部分概述其与道自然合一的生命状态及境界观,为现代人解决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心灵的矛盾提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全球化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

全球化在中国激起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省 ,现代新儒家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和选择 ,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问题。本文以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为现代新儒家不同时期的代表 ,从理论创造、思想影响上探讨了其文化保守主义值得重视的合理内容 ,评析了其内涵与价值。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论秦律中所见的家族法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观点上 ,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产物 ;秦汉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 ,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在秦律中已基本确立 ,并为后世所承袭 ,两千年来并无本质的变化     

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新儒家哲学既肯定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同时又将之收摄于道德人文精神之中的取向,代表了对如何不使科学理性被逾越本分地绝对化的问题作出的中国式的回答。随着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出现,西方哲学对于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相比,立足于民族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更有利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的面貌示人。作为面对相对主义所可能有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一,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亦存在着以历史的总体性消融人的自主性等内在的问题。     

现代新儒家早期学者的哲性诗学

学界以前往往集中于探讨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历史观、伦理观与社会文化观等,而对其哲性诗学观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在20世纪上半叶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诗学与审美主义。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他们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重视人伦 解构三纲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