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学心性论与禅宗心性论的思考——以胡五峰《知言》与禅宗分灯禅心性思想为例

南宋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渊源,鉴于文献有缺,难有定论,而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知言》一书五峰《知言》中含有大量批佛之处,然仔细推敲,其“非正宗”的心性论思想,确有诸多观点与禅宗分灯禅思想契合。笔者试就五峰关于“性”、“心”与分灯禅心性论关系等诸方面分别论之,以期对探究五峰学术渊源及儒佛心性论比较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本心”与“民本”——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陆九渊“本心”观念有很强的实践指向,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之处。陆九渊十分关注道德意识与道德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孟子以来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也体现出陆九渊发明本心和将其转化为政治实践的一致性,从而体现为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改善民生的行动。     

诠释学距离与理解之蔽的形成——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辨析之二

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界所关注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等命题中,而且更直接地体现在他对理解之蔽的形成与诠释学距离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做的分析之中.他通过对"念虑与表达"、"文本与事理"以及"读者与作者"等诸种诠释学距离的细致分析,深刻地剖析了理解之蔽的形成机制,为我们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正确处理读者主观性与作者主观性之间的张力,以达成对文本作者原初意图的准确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以莱布尼茨、李约瑟为例

莱布尼茨、李约瑟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他们对朱熹理学中许多重要的概念、范畴、命题、论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阐述。选此角度进行分析论述,对我们今天全面地正确认识中西方哲学不同形态、不同特征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有益处的。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性”的失语与“情”的独语——以朱熹为重点的儒家性情思想考察

从儒家对性的界定入手,以朱熹为重点考察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思想脉络,探究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学理根源,并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人情社会、私情泛滥对现代性伦理构建的阻滞为理论归旨。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新道论新道统、新道学与人间秩序的终极关怀——读余英时《朱熹历史世界》并与魏敦友、孙国东二君谈辩新道论

读罢余英时煌煌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七十二万字）,启发意义确实重大：比如宋学与道学的区别,以及在道学的形成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与哲学的区别,“道学既然‘内圣’与‘外王’兼收并蓄,它的内涵便远远超出了形而上的‘道体’。道学与哲学之间不能划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⑴,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读史与语境论历史观的建构——以民生科技发展为例

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三种观点:内史观、外史观和综合史观。内史观强调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记述,不考虑外在因素;外史观侧重对历史事实外在因素的分析,不考虑历史事实本身;综合史观从内史和外史两个方面阐明历史,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记述历史。语境论历史观为综合分析历史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它从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科学语境和社会语境分析历史事实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历史事实发生与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实现了内史观与外史观、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对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领导干部的认知水平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关系的再思考——以其中、晚期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解读为例

学术界将阿尔都塞看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晚期阿尔都塞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以阿尔都塞中、晚期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不同解读为切入点,全面呈现他与结构主义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中期对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静态的、同时性的结构性分析,强调结构对要素的支配地位,是名符其实的结构主义者。晚期阿尔都塞从偶然唯物论的视角解读生产方式,称之为历史偶然论的生产方式,关注要素的偶然发展及生产方式结构形成的偶然性,强调要素对结构的优先性。晚期阿尔都塞的研究虽然在术语上具有结构主义色彩,但在理论本质上已经与结构主义相距甚远。     

王船山对位财与仁义关系的生存论阐释——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王船山从天人关系的视域阐释了位财与仁义的关系: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是天地借以用来治理和使用万物的;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现象的位财,是天地用来治理和使用人、也是人类实现自治的重要方式;作为人类德性的仁义,是天地一阴一阳之道及生生之德的呈现。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位者仁之藏,财者义之具;仁以守位,义以理财。基于生生之谓易的易学语境和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传统,船山从人类与万物生成和存有的存在论视域阐释了位财仁义的本体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