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慎独”思想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越

周敦颐思想是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刘宗周以“独”为本体即是对周敦颐“太极”本体的继承;进而其又于周敦颐《通书》中“几”字体认出“诚意”功夫之入手处;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亦是对《太极图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刘宗周“慎独”思想包含了其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思想的继承与发越。对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渊源的再探究,对于合理定位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时期的学术地位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慎独:真正的“中国工夫”

真正的中国工夫并非中国武术,而是道德修身工夫,而"慎独"正是这种道德修身工夫的集中代表。长期以来,受郑玄、孔颖达和朱子的影响,"慎独"一直被唯心化地理解为单纯的道德内省,而实际上,与《中庸》的"显微无间"、《大学》的"诚中形外"的解读一致,"慎独"的真旨乃是生命的"合内外之道"。在集"慎独"说之大成的刘宗周那里,通过回归大易的"内生外成"思想,"慎独"的"合内外之道"被得以最终证成,并意味着一种业已本体化和体用兼备的中国工夫的真正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通过"慎独"所取得的"内圣"与"外王"兼举并隆的人生成就,为"慎独"的"合内外之道"提供了坚实有力的验证,也见证了看似形下的"慎独"工夫所内蕴的超越历史时空的形上之无穷和永恒。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意义

"慎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宗周认为,慎独是成圣成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人的品德最重要的考验。慎独要发扬人的道德主体性,通过知过、记过、讼过和改过,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对今天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提高道德品质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     

《大学》之要，无意而已——邹元标对无意工夫的深化与展开

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才是真知止。要而言之,邹元标的无意工夫以自然明觉、真诚恻怛为根基,以生生一体的至善境界为旨趣。相较于刘宗周标举未发之中,邹元标更为偏重已发之和,他在由心转性的思想背景下倡扬修悟双融、坚守心性合一,旨在彰明阳明之真义,救正良知学。     

论老子之“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之统一

本文认为,人们对老子的"道"及其"有""无"三概念之间的关系迄今还存在误解,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老子>中的"道"有两个维度,一指向"存在",即超验、终极、本真的存在;一指向"应为",即现实世界中万物应遵循的规律.而其"有""无"都只指向可感的经验世界,与"道"并非同质的概念.因此,从概念上来说,"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的统一.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文心雕龙》“虚静”探源

《文心雕龙》中的"虚静",是经过刘勰改造和提炼的新概念。从直接征引的角度而言,"虚静"说来自于《庄子》。从思想吸收方面来看,"虚静"说汲取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养份,保留了道家思想中养气的因素,摒弃了其中绝圣弃智的消极无为思想;吸取了荀子在"虚静"基础上进行新思维活动的积极态度;同时可能受到佛学思想方法的影响。     

蕺山学派的慎独学说

<正> 一提到“慎独”,人们就会想到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解,认为它是一种唯心的自我修养方法。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立案时说:“先生(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在刘宗周以前,确有许多学者注释和论述过慎独,不能否认,他们各有所见。然而在黄宗羲看来,只有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才是儒家真传,“圣贤之学”的精髓。作为蕺山学派的主要传人,对其师的学说如此之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有必要去考察研究蕺山学派用以标宗的慎独学说和以往关于慎独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儒家“慎独”思想的真实含义

儒家的“慎独”不是指个人在独处时其行为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虽然它涵盖了这层意思；也不应该对其进行现代赋值，认为它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慎独”，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诚意”，而“诚意”，本文认为主要包括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从"实在"到"实有"——王夫之对张载"诚"说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学界对王夫之与张载学术关系多有讨论,涉及众多方面内容.从"诚"说来讨论,更能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张载延续了前人把诚解释为天道、修养工夫、人的道德以及境界等看法,同时又把诚解释为"真正""真实""实在",这体现出了新意.张载还以实在为基础,来观照天地万物并同对佛教的批判联系起来.王夫之也继承了张载"诚"说的一些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把诚直接界定为"实有",并以此为基础来观照本体和天地万物、体用关系、有无辨析以及批判佛老."诚"说从张载的"实在"到王夫之的"实有",是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哲学深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儒学对佛老批判的逐步深入.     

神会“中国马克思学”的“实”

"中国马克思学"在当代的出场,必须抓住其"实".从内在属性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从方法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遵循解读而非解构的学术主旨;从价值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从时代定位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