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本文研究了吐火罗人的族属 ,分析了公元前 2 0 0 0年至公元前 150 0年间新疆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 ,认为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楼兰地区的小河—古墓沟文化为吐火罗文化 ,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产物     

西突厥内乱与唐置月氏都督府

唐贞观二年（６２８）开始,西突厥发生了一系列的内乱,占据吐火罗斯坦的西突厥吐火罗叶护政权却比较稳定。唐灭西突厥后,于龙朔元年（６６１）在吐火罗叶护驻地设月氏都督府,并在其原辖境内另置１５个都督府以分其势。但后的这些措施在实际上却有名无实。吐火罗叶护政权的势力范围则有所扩大。     

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

新疆地处欧亚交通冲要;居民种族多源、民族复杂;多种文化会聚、异彩纷呈;19世纪初、20世纪前期成国际竞逐的焦点。相关历史、考古、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之研究,呈现十分复杂的面貌。目前,学界关注的"吐火罗"问题堪为显例。吐火罗,是里海、黑海北岸古代游牧民族之一,自称"Tochori"。公元前2世纪以前进入阿富汗北部。唐代玄奘译称它为"覩货逻"。公元8世纪前后,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题跋中有"Toχri",德国学者据音读相近,指其为印欧语西支中早已失落不见的"吐火罗",并与古欧洲人南下挂钩。近年发掘之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被个别学者假想为"吐火罗人"遗痕。有美国学者更将这一"假说"作为结论,并扩展指称塔里木盆地自青铜时代至唐,诸多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均是"吐火罗",甚至与新疆现代民族联系。涉及古族、古国,必须关注特定时空背景;语言、文字不能与民族等同;种族与民族不能等同;它们又都必然在交融中发展。考古遗存必须总体把握,才可认识其民族个性,切忌抓住点滴枝节,就与民族联系。     

关于草原考古的几个问题——从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谈起

爱莱娜·库兹米娜的著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以考古学为基础，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本文对书中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和安德罗诺沃的扩张、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草原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与碳十四测年、印度－伊朗人与吐火罗人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及其文化遗存考臆

龟兹属国为两汉于上郡所置之县,治所当在今陕北榆林市榆阳区南120里处之下盐湾.其民以西域龟兹国降民为主.龟兹国民主要为吐火罗人,源于南俄大草原,约于公元前3000年迁入新疆.从西汉宣帝始,龟兹民众陆续迁移上郡,至东汉末止.龟兹民众内迁,带来了诸多文化因素,至今仍能在陕北榆林、米脂一带住民的人种、姓氏、宗教、方言、地名、古迹等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人种因素.吐火罗人为白种人,其女性十分漂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当为吐火罗之对音,源于龟兹女性形象;再如龟兹国全民信佛,其移民自然将佛教文化带入上郡.陕北方言中"婆姨"(指已婚妇女)一词,系从梵语佛教的"优婆夷"(女居士)而来.     

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兼论唐与大食中亚对峙形势的演变

在阿拉伯的史籍中,伊嗣侯(YesdegardⅢ)死后波斯萨珊王朝业已灭亡,但是,在我国史料中,波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依然存在,而且其国名总是同吐火罗相提并论。这表明萨珊王朝事实上并未绝统,波斯王裔依靠同吐火罗的结盟和唐朝的大力支持,继续同大食进行了持续三代顽强的复国斗争。这一斗争实质上乃是唐与大食在中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试论库木吐喇第50窟主室正壁佛龛千佛图像的程序

经过密集调查与研究得知,库木吐喇窟群区第50窟主室正壁佛龛侧壁(含中脊部份)现存42幅小型壁画,每幅绘有一位供养者及一位佛陀,并描绘其供养形式。其尚可识读的龟兹语(吐火罗B语)榜题保存38个佛名。与汉、梵、于阗佛典及已知吐火罗语文献综合分析之后,可以认为该龛榜题所见佛名次序与于阗语《贤劫经》以及译者阙名之汉译《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最为相近,为西域各种佛经文本的流传与演变提供了启示。     

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比较研究——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

回鹘佛教最初深受吐火罗佛教的影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敦煌本属于现存最早的一批回鹘佛教文献写本,应是译自一种吐火罗语版本。回鹘语吐鲁番本较敦煌本晚出,在细节上显示出一些不同之处。将敦煌本的内容与现存龟兹语本、焉耆语本的平行文本进行比较可知,回鹘语本很可能以龟兹语本为母本,参考焉耆语本译成。比较敦煌本与吐鲁番本的一些细节可知,后者在翻译上更加贴近原文。10世纪末至11世纪,佛教取代摩尼教成为西州回鹘的国教,回鹘佛教徒抄经、译经活动进入高潮,一些先前译成的佛教文献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改良的译本;同时,汉文佛经逐渐取代吐火罗语佛经,成为回鹘佛教徒译经的主要来源。吐鲁番本很可能产生于这一时期,它既是回鹘佛教进入盛期的产物,也是吐火罗佛教在回鹘佛教中最后的遗存。     

达斡尔族起源不容歪曲——驳“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说

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经陈述等许多学者的论证,学术界对此已达成共识,达斡尔族同胞也认同此说。近年则不断有人提出异说,其中以朱学渊提出的"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这种说法将时空不同的民族、政权拉扯到一起,缺乏可靠的证据,严重失实;反映出的研究方法及观念也存在偏差。     

嚈哒和乾陀罗的关系

嚈哒在占领吐火罗斯坦后，曾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南亚次大陆，首先占领了乾陀罗及其附近地区。本文考证嚈哒占领乾陀罗的有关问题，指出是所谓“Alkhan”匈人而不是嚈哒占领乾陀罗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tu?e一词看龟兹佛教之香华供养

本文结合汉译佛典、龟兹语(吐火罗B语)佛典、龟兹语方术文献与龟兹语寺院帐历残片探讨龟兹人表示香料及香花供养的词语。经过综合比对,可以推断过去被学者猜测为表示特定某种芬芳鲜花或莲花的难解名词tufie其实是指广义上的香料,它与新鲜花卉相对,并且在特定语境下与安息香有所区隔。库木吐喇窟群区第50窟主室正壁龛内残存壁画与榜题肯定了这项理论,即龟兹语tufie是鲜花之外的常见供养品之一,而具有焚香、抛洒香末或香水等各种供养形式。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凡文明较低的民族在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之后,征服者的文化往往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般通例。但回鹘之历史演进却与之迥然有别。回鹘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入西域后,不仅征服了文明较高的当地民族,而且以较低的文明同化了文明程度比之高得多的汉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于阗人,形成了独特的逆演进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稀见的逆演进现象,原因在于不论是在漠北还是西迁后,回鹘的经济都具有农牧业并重的倾向,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的二重性特质,这些特质使回鹘文化更富有弹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贤者喜宴(?)》摘译(三)

前言 本译文接续摘译(二)(本刊1981年第一期)。在这部分译文中,主要记载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迎请泥婆罗墀尊公主及汉地文成公主入藏、兴建大小昭寺及昌珠寺等寺院、松赞干布两次执政、生前遗嘱、病故及建造陵墓等等。通过这些史料,使我们看到作为吐蕃一代名王的松赞干布,由于采取与唐中央政权亲近和睦政策,并因此而导致文成公主入藏,这使唐蕃双方长期和睦相处,彼此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与松赞干布积极向汉地及其它邻族学习有密切关系,本译文就反映了汉族,突厥、党项、吐火罗、胡人、霍尔人以及泥婆罗、天竺等各族对吐蕃的影响,无论从农牧业、     

“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

张骞到过今北阿富汗后,将这里称为"大夏",目的在于吸引当年西汉上层的关注,服务于汉武帝刘彻的西向开拓事业。但张骞同时也强调,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古代居民,"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与先秦时期华北大地的"大夏"是并不相同的。唐代玄奘摒弃张骞的译称,译写作"睹货逻",成为唐代史籍中的通识。今天的研究,将先秦、秦王朝时期汉文史籍中的"大夏",与印欧语系中的"Daha""Tochari"(吐火罗)概念等同使用,是并不合适的。     

《隋书·裴矩传》校正一则

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发自敦煌,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检验百衲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均同作“忛延”。又参《北史·裴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新唐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29页）亦作“忛延”。     

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

天山廊道是指以天山山脉为主体,东起星星峡西至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交通走廊,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通道。唐朝对西域的治理主要沿天山廊道自东向西依次展开,首先在东天山的伊、西、庭三州构建后勤保障基地和人才储备中心,此后中天山的龟兹、焉耆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军政中枢和屯戍要地,位于西天山的碎叶作为唐朝伸入西突厥、吐火罗、昭武九姓、大食、吐蕃等多方势力的信息触角,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收集信息情报的前沿。唐朝充分发挥了天山廊道东、中、西三地各自的区位优势,开创了中国古代治理西域的经典范式。     

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

7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吐蕃为了沟通与西域各国的交使和贸易关系,与唐朝开展了长期的争夺西域四镇的斗争。其间,吐蕃曾致力于经营一条经由大、小勃律,过护密,东至四镇,西抵吐火罗的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吐蕃-勃律道。这条通道的一部分虽然与闻名中外的僧人"求法中道"重合,但吐蕃经由大、小勃律,架藤桥,筑城堡,北接护密道,无疑对青藏高原经克什米尔、帕米尔去中亚的交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吐蕃-勃律道在唐代中西交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倭玛亚王朝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战争

7世纪下半叶,倭玛亚王朝建立,开始向中亚地区发起进攻,打响了阿拉伯人、唐朝中国人逐鹿中亚的战争.在争夺战争中,阿拉伯人以吐火罗斯坦为基地,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占领了河中地区、花刺子模绿洲、费尔干纳盆地和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游牧之地,全面取得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权.8世纪下半叶,唐朝因国内发生动乱,无力西顾,最终退出了在中亚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