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对琵琶艺术发展的影响——以现代琵琶创作为例

中国琵琶艺术发展两千多年来与少数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璀璨篇章。琵琶因形制典雅、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而深受人们喜爱。本文尝试通过解析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现代琵琶艺术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追溯民族艺术发展的脉络与关联,探寻琵琶艺术传承的理论依据。     

诗词与琵琶艺术的完美结合——浅析唐诗《琵琶行》与琵琶艺术

琵琶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独特表现力的传统弹拨乐器。在我国文学史上,留有大量赋咏琵琶及其表演的诗词。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琵琶艺术在中国具有异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诗词与琵琶艺术的碰撞交融,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表现和相互影响:诗词以文字形式将琵琶艺术加以记述、描绘,琵琶则通过乐音的形式将诗词悠扬宛转地展现给人们。这种相互表现和相互影响,就是诗词与琵琶艺术的完美结合。     

唐诗中的剪纸艺术

唐诗对剪纸艺术有较多描述,有关诗句表明,唐代剪纸艺术已趋于成熟,且用途广泛。唐诗中的剪纸题材较多,常见有植物、动物、人物、文字等。唐诗所描述的剪纸艺术,在色彩和技艺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通过唐诗的"以诗证史",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剪纸艺术有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     

道教太极图与琵琶艺术"体圆和"之关联

本文用道教太极图阐释琵琶艺术"体圆和"演奏态的理论根据及哲学内涵,道教太极图用圆圈代表"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轨迹,与琵琶艺术的基本、最佳"体圆"演奏态完全吻合;道教太极图黑白两条阴阳鱼头尾交接,妙合相凝解释了琵琶技艺的两种肌肉状态放松--用力--放松的循环往复运动过程;道教太极图中划分并连接阴阳界限的"S"线也准确的阐释了琵琶艺术中的"S"线型游动问题.     

唐诗三种创作主题与西域器乐文化关系的流变考释

唐诗中有三类创作主题与西域乐器有密切关系:昭君出塞与琵琶、文姬归汉与胡笳、公无渡河与箜篌。这种关系在被不断误读的过程中丰富、深化和变异。     

对琵琶艺术现状的思考与展望

本文从琵琶乐器的形制、教学、音乐作品的演奏与欣赏三个方面论述了琵琶艺术的现状,提出对于琵琶艺术发展的展望。     

浅谈表演在琵琶演奏中的作用

琵琶作为一门演奏艺术表现在教学方面，其传统偏重于“奏”而忽视表演，故此琵琶演奏中的“表演”作用没有得到强调。因为各门类艺术形式既有其独特个性，又有共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表演应该在琵琶演奏中突出出来，触类旁通，通过其它表演艺术形式来加以体现和说明：琵琶演奏艺术与话剧影视表演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一首琵琶曲都演绎一个故事，引进增设话剧影视表演的内容，可使琵琵的表演性与弹奏做到合谐统一，做到琵琶弦上“说”相思，而不是“弹”相思。     

“善才”补释

白居易（琵琶行并序）中两次出现“善才”，其一是序文“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其二是诗中“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人民文学出版社（唐诗选）等多种选本，对序文的“善才”解释为“唐代对弹琵琶艺人或曲师的通称”，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元镇（琵琶歌）“铁山已近曹、穆间”，原注目：“二善才姓”，可见“善才”在当时确为曲师的通称。但是，多种唐诗选本对“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中与“秋娘”相对的“善才”却未加注释，此处的“善才”并非“弹琵琶艺人或曲师的通称”，而是特指，是指中唐时著名的琵琶师曹保…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琵琶演奏音色探微

音乐表现的要素之一——音色,在音乐实践中越来越受演奏家、作曲家的重视.本文从音色在音乐艺术表现中的意义、作用,以及在琵琶演奏中如何创造和运用丰富的音色等方面进行阐述,以利于进一步提高琵琶演奏的艺术表现力.     

略论唐代边塞诗美学形态对前代的传承

唐代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使唐代诗歌光彩夺目,这种美学形态的存在固然与唐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精神风貌密不可分,但它的形成对前代也有个传承过程。由先秦至隋代,我国的边塞诗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英雄风貌,还是渲染战斗声势、展示大漠风光,都洋溢着阳刚之美,为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形态——阳刚之美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惊世骇俗《红楼梦》 千丝万缕唐诗情--试论《红楼梦》对唐诗的运用

《红楼梦》与唐诗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主要表现在书名、房名、人名、联语、谶语、佛语、诗事、诗篇、诗句中蕴含着无限的唐诗情怀,或借用,或点化,或集句,或摘句,或写意……将令人百读不厌的唐诗妙句镶嵌或“隐匿”其中,增添了《红楼梦》阅读、欣赏、研究等诸多方面的无穷魅力。     

韦庄诗异文校释——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明代高棅选编《唐诗品汇》,录韦庄诗二十三首。将其与《才调集》《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全唐诗》等比勘,发现若干异文,惜前贤时俊多罗列异同而鲜加是非优劣之按断,故文章从其涉及之史地因革、名物制度、文字演变、音韵发展等方面考量,分析异文之间的是非优劣。     

论《西昆酬唱集》诗人与西昆体

西昆体在宋初与白体、晚唐体鼎足而立,但是三者之中,对前者的研究最为不足。本文通过对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西昆酬唱集》中其他十四位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杨亿最早宗李商隐,但是首先进行西昆体风格创作的却是钱刘二人,并且三人对西昆体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余十四位诗人在西昆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都不容忽视。     

郁达夫诗出唐诗考

郁达夫诗,受唐诗影响最深,本文列举２００余例,从立意、造句、用语诸方面考证了郁达夫诗与唐诗的深刻关系,从而归纳出郁诗大体出于唐诗的结论。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唐宋咏春诗主题与艺术特色比较

咏春诗流行于唐宋两代,但两个不同时期的咏春诗在诗歌主题和艺术特色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唐代咏春诗以喜春为主题,充满了热情和欢乐的色彩,气势雄浑,基调高昂,空灵清新,辞采明丽;宋代咏春诗主题则以伤春为主,充满离愁别恨,气势哀婉,基调低沉,深蕴哲理,语词凄冷。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