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合办:明清时期莆田地区农田水利管理模式

明代以前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事业有官办和民办两种独立的形式。进入明代,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有向“官民合办”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由乡绅群体负责,同时民办农田水利木兰陂的管理工作由官府接手,官府与乡绅群体在实现农田水利管理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明清时期莆田出现“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主要受到各工程灌区内“水利共同体”的影响。具体而言,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出现的“用水集团”及其水利共同体组织虽有能力对工程实现有效管理,但实际操作中仍需要官府的协助;民办工程木兰陂陂司的解体标志着灌区内成员“用水协作”的瓦解,而官府接手木兰陂管理后虽建立起官民之间的沟通机制,但并未实现对灌区内新旧成员“用水习惯”的重构,原有水利共同体同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皖江流域圩田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皖江流域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是得天独厚的稻作农业区,圩田事业长盛不衰。、明清两代,皖江流域的圩田开发进入了鼎盛时期,水利事业和联圩并圩工程逐渐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清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人地矛盾的日渐突出,更大规模的圩田开发运动带来了物产枯竭、地力下降、水土流失、渔业受阻、水患加剧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地区生...     

民国时期城固县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关系——以碑石资料为基础

通过解读碑文,了解到明清以降城固县水利管理权日渐民间化,乡绅逐渐通过操控水权影响地方社会;而官府也在为限制绅权、收回水利管理权寻找最佳平衡点.对城固县水利碑文的解读,复原堰渠水利管理的原貌;对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多方面复杂关系的研究,再现民国时期城固县乡土社会的结构、组织脉络和生活图景.     

P.2979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对P.2979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P.2979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圩田五说兴万春,稻丰斛满米香润"江南第一大圩"——芜湖市万春圩简介

圩田是一种通过人工围堵自然湿地而形成的水利工程,有着"疏港""溉田"等诸多功能.安徽沿江筑圩,始于三国,盛于两宋.东汉末年起,人口大量南迁,耕地严重不足.属孙吴地的安徽长江南北(主要地区是当涂、芜湖、宣城、庐江)大规模屯田,筑堤防水,与水争田,出现了圩田的雏形.芜湖东四十里的咸宝圩,宣城境内最大的金宝圩,当涂、高淳两县接壤处的永丰圩及江北望江县西圩均建于东吴时期.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和有关地方志的记载,当时安徽圩田就有数百处,遍及芜湖、当涂、宣城、广德、庐江、合肥、无为、怀宁、枞阳等地.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明清江南社会的劝诫之风与龙门医世宗的思想革新

明末以来的江南社会充斥着浓郁的劝诫之风。朝廷、官府、士绅和平民共同参与了慈善的公共事务,而劝善的公共话语则由士绅阶层来主导。在与乡绅身份的重叠下,道门人士也积极投入到主导劝善话语的思想革新中来。虽共有士绅身份,道门和儒门在劝善话语建构中却存在着差异。在儒门刘宗周有名的"证人"劝善话语改造之后,道门闵一得开创了江南全真道一派强调身心炼养的"医世"劝善观,积极投入到明清江南社会劝善话语重塑的大潮中来。     

明代"都"、"保"、"团"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

在明代基层乡治组织中,"都"、"保"、"团"等组织名目各自具有多种不同的实际含义.以福建地区为例,它们既是保甲制度中的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乡里组织和里甲组织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名目,其中,都"、"保"同时还是明中后期鱼鳞图册系统中的一种管理单位,"团"则另具有灶户组织单位和防倭乡兵团练名目之含义.其不同含义所对应的是不同的组织系统,其具体的编制方式、乡治职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也都各不相同.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明清以来汉神信仰在清水江下游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天柱苗侗地区为中心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清水江流域实施了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在此过程中,明清王朝把在新拓殖地区推行汉神信仰作为重要的经营策略。就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而言,明王朝万历年间由所置县,是为官方推行汉神信仰的开始,明末清初则是汉神大规模传入的时期。时到乾隆时代,整个汉神系统已网络式地分布于整个清水江下游的乡村社会。自此,民众既想象着借汉神庇佑而人才辈出,又试图通过汉神信仰在乡村社会建立组织资源和构建身份认同,同时还赋予汉神作为监管民众行为与行事法律裁判的权力。明清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汉神信仰的推行,对边疆乡村社会进行着有效地管理。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