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思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这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重大意义。然而,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保障、量刑优惠、程序的转化、公诉人出庭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明确选择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具体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有效衔接简易案件的开庭审理。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探索适用"简化方式"审理的新途径

去年五月,"两高一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其适用范围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通过对简化方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在确保司法公正,实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深化形式庭审方式改革,进一步挖掘现有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内的司法资源,不断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并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论审判阶段的程序分流——以被告人认罪案件处理程序为视角

审判阶段程序分流方式的多样化是各国限制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保障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必要手段。我国的审判阶段程序分流方式单一、诉讼效率较低。我国宜根据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审判阶段程序分流。     

“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探讨

作为“被告人认罪”后的案件快速处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限制了被告人的很多权利,如无罪推定权和沉默权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尤为重要。应从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被告人知悉权;明确协议主体只限于检察官与被告人,确保被告人认罪选择权;确立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制度,确保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告人律师帮助权四个方面,加强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试论我国的认罪审理程序与辩诉交易之差异

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有助于提高效率 ,保障人权。辩诉交易是在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上非常有影响的制度 ,我国的认罪审理程序与辩诉交易有本质区别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有限上诉权之构建——以376例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权利保障是刑事法治不可偏废的价值依存，但是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行为的双面性易使制度设计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滥用诉权的现象已招致诸多负面效益。应将认罪认罚后的上诉权划分为绝对上诉权和相对上诉权，一审判决结果违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理念时被告人享有绝对上诉权，相对上诉权可以分为有因上诉与阻却上诉两种情形。在防范限制上诉权带来风险的同时，达致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与制度规范运行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助推认罪认罚上诉程序步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现存的问题及完善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是一种独立的第一审诉讼专门程序,较多针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事案件而适用,具有高效、简便的显著优势,在解决日益繁重的民事案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设置简易程序可以消除诉讼拖延,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意义。尽管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在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中增加了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还专门规定了要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等制度,对促进我国公民诉讼大众化、节约了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目前司法实践状况看,现有的有关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仍不完善,亟需在立法构想与司法实务工作中得到改良。     

被告人口供价值实现的程序保障研究

被告人口供对于公正和效率,秩序和自由等价值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必须通过合理的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不分有无被告人口供,一律适用同样的审理程序,则起不到案件繁简分流,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     

认罪认罚案件集中化审理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完善——基于S省基层人民法院的试点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过程中,集中化审理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它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为本、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非对抗"式诉讼格局的改革趋势,顺应当前我国"员额制"司法改革的形势需要。实践中具有案件类型相对集中、程序启动方式多元、被追诉人主体意识增强、证据规则适当简化等鲜明特征,然而,伴随着控审集约性要求与案件移送分散性之间的不平衡、认罪认罚真实自愿性要求与协商平等性之间的不相宜、辩护正当性要求与辩护有效性之间的相抵牾、庭审内容简约性要求与庭审实质化之间的难协调等诸多隐忧,亟须从构筑案件准入转出联动平台、加强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明智性审查、提升获得律师帮助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予以完善。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研究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适用时应当符合相应条件,实施时应调整和加强审前程序,简化质证、辩论程序、简化判决书,同时应注意法制原则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原则对简易审的制约。     

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及其限定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将被告人上诉分为“违约性上诉”和“救济性上诉”:前者是被告人借由上诉来寻求生效控辩合意预期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后者是被告人因一审裁判实体或程序错误而通过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救济性上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违约性上诉不仅助长被告人投机心理,而且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目的。对违约性上诉的限定主要有“效力维持型”和“利益收回型”两种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之下,“效力维持”模式并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探索“利益收回”的限定模式,主要是借由检察院抗诉并经二审改判收回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中所获从宽利益;为防止“利益收回”模式中的回应性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演变为报复性抗诉,应当对其设置必要程序限制。     

论刑事简易程序案件中的辩护问题

辩护权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辩方通过行使辩护权与控诉方相互对抗、彼此辩论也为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提供方便。由于简易程序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控辩双方辩论的侧重点较普通程序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分析简易程序辩护的种类,厘清辩论的范围;并在介绍域外简易程序辩护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刑事简易程序辩护的焦点应集中于量刑问题;同时建议全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来保障简易程序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

完整的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应包括动议权、同意或否决权、变更权。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被告人在适用简易程序中的一些选择性权利,但忽略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事立法,许多国家均确立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动议权,是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是程序参与原则的客观要求;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应确立被告人享有简易程序的动议权,并确立相关的规则加以完善。     

中国构建认罪案件办理程序的几点思考

认罪应当包括认罪主体、主观态度、认罪阶段、认罪对象、行为认知和行为确认五项主要内容。关于认罪案件的范围应当扩大,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确定。认罪案件办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坚持真实和全面简化等原则。认罪案件办理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并且将辩诉交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不会产生诸如影响案件质量、与相关法律形成矛盾等实践和理论性问题。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了被告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从宽,以激励其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不仅是对其个人权益的保护,而且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虽然认罪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审程序的推翻,但现阶段该制度发展并不完善,办案人员存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完全剥夺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不现实的.但从该制度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对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是完善该制度的内在要求.为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模式上,应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外部为被告人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完善相应保障条件,内部对上诉的理由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并合理地借鉴域外国家在相应制度下对被告人上诉权限制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直接言词原则——以证人作证和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为视角

直接言词原则是推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被认为是制约直接言词原则贯彻落实的关键因素,但域外其他地区与国家,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率,通过辩诉交易完成的案件更是直接省略了庭审程序。结合我国刑事案件的特点,并非所有的案件证人必须都要出庭,可将刑事审判分为微罪、轻罪和重罪的审判程序,在保证轻罪、微罪案件公正处理的同时,应集中力量办理重罪案件,在大案、要案中应提高证人出庭率,同时应保障被告人质证权,才能实现以证人出庭作证为核心的直接言词原则。     

论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完善

为走出垄断协议案件难以取证、难以查处的困境,我国反垄断法引入了宽大制度,但有关规定如宽大制度的免责幅度、适用要件、适用程序等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阻碍了宽大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应当明确宽大制度适用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责任范围,增强宽大制度的可预测性;应当引入宽大申请登记制度、健全宽大申请受理程序、建立宽大申请获批准后的追踪制度,加强对宽大申请者的程序利益保障;应当设计有梯度的责任减免幅度和有威慑力的制裁措施,并合理限制反垄断案件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宽大制度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