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晚期督抚制度的变化

总督、巡抚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二者同属地方最高一级长官,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事,而以总督之责为重,国家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督抚以收集权之效。因此,在清朝的封建统治链条中,督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     

陕甘分闱与清代甘肃进士的时间分布

清代陕甘分省始于康熙初年,两省分闱却迟至光绪元年,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奏请才得以实现。清代甘肃进士中式时间分布,大致受清廷科举政策调整、国内时局变化、陕甘分闱以及本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甘肃进士中式人数居各行省之末,其中陕甘长期合闱影响甚巨,同时甘肃地区的民族构成、民间社会支持乏力等,也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

清代两江总督是光绪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地方总督,从其设置直至清末,被朝廷正式任命的共有83人.本文以两江总督的任职背景与行政经历为视角,采用数据统计和列表的方法.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结构的总体形象,描摹出其仕宦生涯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群体普遍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论清代省级地方政府的社会治安危机应对

如何应对社会治安危机是清代省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督抚是地方最高官员,掌握一省军政大权,总领一省事务,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辅助督抚,应对地方社会治安危机。地方社会治安以秘密教门在地方上滋事扰民最为严重,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应对的主要社会治安危机之一。地方政府从危机根源着手,一方面采取教化民众的温和手段,争取最大多数民众不受秘密教门蛊惑;另一方面对秘密教门采取武装镇压,严惩滋事扰民的教首。     

尹壮图上疏停罚“议罪银”述论

“议罪银”是乾隆朝中叶逐渐形成的对督抚大员因过误,自认缴银的惩罚制度。缴银数额巨大,督抚大员通过认缴银两的方式以避免革职问罪,使清代的法纪受到抵毁,是乾隆朝督抚侵贪的原因之一。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停罚,引发对乾隆盛世的微辞,遭斥被迫回籍归养。     

从《清文启蒙》看清初满族人对汉语的使用

满汉合璧的《清文启蒙》是清代的满语教材,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从书中的汉语释义来看,雍正时期,满族人已进入使用满汉双语阶段,其作者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普通的满族旗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满族人所使用的汉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同时有些满语成分也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这些满语成分成为了汉语家族的新成员。     

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

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有一个与起义性质相联系的重要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看待起义中的屡次出现的“求抚”问题。因为“求抚”总是由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出面进行的,而且往往与斗争的成败相关联,所以“求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领袖人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了。许多人对“求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因而对求过抚的出身子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持否定意见,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下面,仅以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为例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近代中东路西线畜牧区中心城镇地位的演变

近代,在中东铁路西线的畜牧区以海拉尔、满洲里及札兰诺尔三站为中心形成了三个较大城镇。受历史基础、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它们的职能及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海拉尔由清代仅具单一军政职能的城镇发展成为兼具军政、经济综合职能的区域中心城镇。但由于海拉尔与满洲里经济发展的同质化使两城之间形成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在区域社会政治环境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海拉尔俄蒙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度转移到了满洲里。海拉尔凭借其清代前期已经形成的区域军政中心地位、距离昂吉庙集市较近,以及中东路通车后形成的畜产加工中心、汽车交通中心等优势,于1920年之后重获区域俄蒙贸易中心的地位,满洲里则仍为区域的次级经济中心。札兰诺尔属于因煤炭而兴的资源型城镇,其地位不可与海拉尔、满洲里同日而语。     

慈禧太后时代清宫御膳的特点与意义

宫廷饮食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社会层面,同时也是既往中国四千年国家宫廷饮食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这种属性在慈禧太后时代得到了集中体现.文章以<御茶膳房>档案为基本文献探讨了清宫膳食制度、清宫御膳演变、康熙与乾隆的清宫食制改革、慈禧太后时代"添安"筵式及其制度化、"添安"筵式与慈禧太后时代的官场酬酢风尚、晚清上层社会食尚风气、"添安"筵式与"满汉全席"关系、清宫御膳的社会历史意义等问题,对清代宫廷饮食文化、满汉文化融汇、社会风气演变等提出看法.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从满汉文献对比看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合并的年代

以往学术界基本认为,北京话前后中元音音位/e/与/o/的合并是在19世纪末《官话萃珍》时代完成的,但清代的汉文文献与满文文献表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清代的汉文文献一直显示中元音音位未合并,直到清末传教士富善《官话萃珍》才显示出合并的现象。早期的满汉对音文献显示,当时的中元音音位还未完全合并;中期的满文文献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现象:没有对音的满文文献显示当时的中元音已经完全合并,有对音的满文文献显示还未完全合并;晚期的满文文献显示当时的中元音在撮口呼前还存在对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文对音自康熙末年以来陈陈相因,不足以表现语音演变的实际。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很可能首先在内城完成,然后扩散到外城。这是由内外城人口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内城居住的是满族人,外城居住的是汉族人。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3篇、主持人语10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话说,"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主持人语也多是涉及学术精神和方法论、具有前瞻性和鲜明观点的文章。本栏目已引起学术     

打开“新满洲”——宣传、事实、怀旧与审美

满洲傀儡国成立不久,就炮制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新满洲"即"新国家"、"新国民"、"新建设"的"繁荣昌盛"的"王道乐土",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伴随着别有目的的"建设",致使今天"新满洲"的这种意识形态修辞仍若隐若现,以怀旧的、审美的等变式隐现于日常话语、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中,为此有必要重返那个时代的场域,透视"新满洲"这种意识形态修辞的来源,揭示其背后的逻辑,也籍此厘清不同语境中的"新满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1篇、主持人语9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话说,"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主持人语也多是涉及学术精神和方法论、具有前瞻性和鲜明观点的文章。本栏目已引起学术界     

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

清代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封建统治,抵抗沙皇俄国的武装侵略,对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辽阔山河之间的满族(女真)、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雅拉人等,在沿袭清初设“乡长姓长”管辖,采取种种措施密切他们和清朝中央的关系的同时,还按照“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将他们之中的部分居民,编组为“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