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阶段论——兼释八二宪法第3修正案之"奋斗条款"

一、引言 宪政乃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就,其本身亦有内在的发展之阶段.对此,晚清以来的诸多宪政论者,均有明确认识,并为今日中国宪政之发展留有诸多启发性见解和历史性经验.晚清立宪之所以有"预备"之说,实际上就是"宪政阶段论"的最早实践,即将立宪分为"预备立宪"与"正式立宪"两个阶段.可以说,晚清立宪的所有纷争都是围绕着"中国立宪是否需要预备阶段"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的,现实主义者坚持宪政阶段论,主张中国立宪必须有一个预备阶段,而理想主义者则反对立宪阶段论,主张"即刻"宪政.     

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想与立宪思潮

在 19世纪末和 2 0世纪初兴起的立宪思潮中 ,孙中山不但择取了共和立宪的社会变革主张 ,而且对清末新政时期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论均有深刻的认识。尽管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都带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 ,但 2 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共和立宪的选择反映出孙中山的这一变革思想更为顺乎民意。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清末筹备立宪期间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

筹备立宪是清末历时数年的一大政事,随着清朝灭亡才告最终收场。如果仅以“一场骗局”的笼统结论取代对它的具体分析,即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它的内容和社会影响是颇为复杂的。本文试就其导致了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从而造成封建专制思想理论防线的自戕方面试作探讨。 1 中国步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急剧变化和“西学”的日益渐染,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过几次较为明显的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复古守旧派的思想分化,第二次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思想分化;第三次即筹备立宪期间主张立宪派与反对派的思想分化。而对这最后一次,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是没有予以应有注意的。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几次较大的思想分化,既相对独立,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上下承启,显示出一条迂缓曲折而又合乎历史逻辑的演变轨迹。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至今是个薄弱环节。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几乎众口一词:立宪者,骗局也。有些文章还进一步认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预备立宪”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骗局。就其实质和意义,上面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以具体分析,作出合乎历史的结论。本文试图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讨论和批评。     

清末预备立宪缘起与失败论析

清末预备立宪 ,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它的评价 ,历来论者说法不一 :指为“骗局”的 ,无疑为预备立宪的最终失败作了精当的概括 ;确认并非“骗局”的 ,却又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清政府选择立宪作为适应社会要求的方案 ,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清末预备立宪的缘起与失败略作论析 ,以窥历史事实的全貌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必然性

本世纪初,清政府领导了自上而下的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在探讨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动因时,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援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说法,认为清廷是“看见革命形势一天大于一天,就想利用立宪两个字,骗骗汉人,叫他不要革命。”①但揆诸史实,如此解释清末预备立宪原因未免...     

略论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

近年来,史学界对慈禧及其所谓新政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清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化改革,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进而把慈禧看作晚清近代化的最高决策者、最大保护神。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文拟就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作一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方家。从预备立宪的背景来看,慈禧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显然并非出于主动,而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如此。当时的《东方杂志》曾有专论指出:“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之流行……二主因之外,则疆吏之陈请,人民之请愿,…     

清末预备立宪的法文化视角解读

以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为视角,可以探寻历代治乱相循的文化根源.从对晚清宪政思想启蒙和预备立宪的解读,不难找到清末宪政之路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自上而下的立宪和行宪固然重要,但宪政胚胎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对尚处于宪政发展初级阶段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其宪政立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应力求汇通和超越.     

清末立宪中的民族因素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安排,使得民族问题成为清末立宪必须面对的一个政治难题。满洲贵族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是整个立宪运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立宪本身又触及他们自身的特权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清末立宪本身;清末立宪中的平满汉畛域,不仅仅是一个族群平等问题,而且关涉整个宪政改革的内在悖论;清末边疆地区的宪政改革,也是对原有多民族政治秩序的一种重新整理。     

地方督抚对预备立宪的舆论引导

清末报刊发展迅速,对近代史事记述颇多,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阵地。由于地方督抚舆论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他们不断引领着舆论潮流。当立宪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地方督抚从维护自身统治和拯救国家命运出发,顺势而上,引导清廷预备立宪,推动晚清政府作最后一次政治变革。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赵炳麟与清末立宪运动

赵炳麟是晚清著名的诤臣,也是晚清大臣中最早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政体的大臣之一。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赵炳麟积极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假立宪集团作斗争。他明确提出立宪的精神在于国会和民主,并要求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最终实现三权分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因清廷的极度保守,拒绝真正立宪,使得晚清最后一次和平改良运动走向失败。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梁启超与资政院

<正> 设置议院,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政院,只是清廷在“预备立宪”中所成立的“预备”议院.该院从1907年宣布设立到1911年自然解体,始终未能真正起到议会的作用,但作为立宪派精神领袖的梁启超,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需要,一直对她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梁启超当时流亡在日本,其对资政院的影响,主要通过《政论》、《国风报》、《时报》等立宪派所办报刊,通过政闻社等立宪团体、徐佛苏等国内立宪派骨干去体现.考察此间梁启超的活动种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立宪派对资政院乃至对整个“预备立宪”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政局的演化.     

百年中国宪法变迁与宪政发展的特点和启示

中国从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宪法变迁和宪政发展历程.它经历了晚清预备立宪时期的宪政运动,北洋军阀时期的立宪和宪政运动,国民政府时期的立宪和宪政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立宪和推动这几个宪政运动阶段.深入研究百年中国的宪法变迁和宪政运动的发展,有益于我们从中汲取立宪和宪政运动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