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在分配制度不断完善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需要通过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新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发挥好按要素分配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不断完善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贫富差距的大小、分配秩序的规范、分配规则的公正,直接关系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实现。我们必须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坚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创新三次分配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激发广大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具有处理好三次分配的所有制基础和生产关系优势,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加强再分配的调节性职能,提升第三次分配配套制度的保障性职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慈善道路中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变迁及政府行为选择

体制转型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变迁呈现出突出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在传统的、一般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且有特色的分析。为处理好现阶段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应在解决好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地处理好自身的退位与归位问题。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收入公平分配的政府职责及其定位

体现公平原则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义，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要实现的一项基本公共理想追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必须正确定位政府在实现收入分配中的职责。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     

对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剖析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同时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不公、行业垄断和腐败是造成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三个主要因素。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治理将会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深层面的改革。鉴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我国的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政策措施不完善,在对其梳理和整治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     

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用

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它体现了其目的性、过程性及贯穿其中的方法。要稳步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必须要探寻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和制度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保证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的生产条件,其分配关系保证了全体人民按其所有、按其所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其市场体制保证了高质量发展充满活力,以巩固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主要贡献在于：从整体上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中国“平放橄榄型”分配格局及“一、二、三次分配”都应“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观点;揭示了通过动态消除地区、行业、个人的财产收入及机会差距,从而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机制和途径。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之社会改革的三重意蕴

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宣告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开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将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三个层面表征其必然展开的三重意蕴：在社会政策层面表现为以分配结构的矫正推进内需型社会的建设,以民生事业的发展解决经济主义带来的问题,培育维护稳定的社会力量,实现主流核心价值的重塑;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推进现代性的构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合理边界和良善格局;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民生权利和人格尊严,以平等权利塑造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转型升级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探讨

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政府层面探讨转型升级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转型升级的目的、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和居民收入水平三方面论述了转型升级与收入分配关系密切,并在分析财政收支及对企业收入分配监管等收入分配中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构想。     

基于平等权的共同富裕制度设计分析

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然而人们多局限在收入分配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从保障平等权入手进行顶层设计,保障机会均等、起点平等、规则公平、调剂到位、结果公正,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才能切实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以达到共同富裕。     

厘清政府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职能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城乡居民收入规模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较之于市场作用而言,政府作用更具有优势。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微观规制、收入支付四个不同层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最终形成。     

试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收入差距与公平分配——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和谐社会的含义就是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治理收入差距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项世界性难题,而在经济持续增长与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与相对独立的慈善组织的充分发展起着很大的平衡作用。     

统筹城乡下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重庆市为例

通过相关经济数据的预测分析,结合重庆市199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前后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得知：重庆市城乡金融的不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金融发展效率的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却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此为出发点,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城乡间居民的共同富裕。     

工业化、制度变革与促进共同富裕：1949～2011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国家为加速工业化而不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历史,而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则同时包含着两个目标：一是现有制度能够保障有足够的积累可以支持经济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在加快工业化这个大前提下,前30年,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主要是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而后30多年,特别是1992年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收入分配而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关系。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由政治过程产生的、通过制定或改变交易规则或产权控制从而间接改变市场性外部性、造成相应成本和收益转移的现象。在当前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实现政府行为合理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行为正外部性、克服负外部性,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1978—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已引起广泛关注。1978—2007年的3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这一指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收入差距。造成及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保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农业政策供给稀缺、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距等。     

社会公正与东西共富

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要求实现社会公正 ,应正视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这一事实 ,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客观必然性。在现阶段 ,应当实施加速发展西部战略 ,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几点思考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劳动者和政府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