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生态及其现代性道德资源意义

现代性道德哲学话语中的＂道德＂意蕴并非让人不去＂得＂,而是教导人如何＂得＂,但是,现代性道德存在着主体有限性带来的困境。与西方文化＂预定的和谐＂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多种价值理念构成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对于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具有资源性意义。     

当代未成年人道德境遇的双重变奏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与过去未成年人的道德景象--未成年人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视野,因而其道德地位难以确立,其道德形象也基本不会受到负面评价--明显不同,当代未成年人的道德境遇呈现了鲜明的现代特征,即未成年人的道德权利得到成年人社会的空前尊重和保护与成年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空前的道德恐慌这两者之间的双重变奏.这种双重变奏展现了当今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总的现实背景,使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既必然成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也必然成为社会和成年人的现代性中心话语之一.     

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道德教育目标

研究生道德教育是确保研究生教育各项硬件真正过硬的软件支持,其道德教育目标要结合研究型大学的特征和研究生作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来加以研究。在当今经济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研究生的道德教育目标要注意对研究生社会政治道德、学术道德以及现代性道德准则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符合新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世界性人才。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论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

现代性道德与现代性自我相伴而生,现代性自我是道德与现代性分离的根源,也是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关键。现代性自我生成的历史维度敞开了现代道德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现象学展现。面对困境,现代、后现代道德哲学及社群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从现代道德困境的＂自我＂根源出发,辨证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情与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超越困境的关键所在。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生成着的人性:人类道德发展主体动力新探

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道德,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构成了其客观基础,这无疑是正确而深邃的。这对正确认识道德的终极根源、基本问题,对正确认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性历史性地生成,并成为道德发展的主体直接动力。群体利己、个人利他作为"人的依赖"状态下人性的内核导致了"依附型"道德;"物的依赖"时期的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人性状态直接催生了现代性道德。现代性道德决不是一种完满的道德,人之个性自由发展的道德是其发展的方向。只有祛除深陷"经济人"与"道德人"范式而难以自拔的旧的人性窠臼,构建人性内在的良性张力,使主体真正发展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统一的"价值人",才能迎来人类道德理想的曙光。     

道德关怀: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路

道德建设不应局限于拓展和完善道德准则和规范,以破解新领域中不断产生的道德问题。道德要探询其“必然之理”,关怀生命主体,使之内化道德要求,从而实现主体的道德自由,拓展道德生存空间。这就需要挖掘中国传统的伦理资源,实现道德的现代性关怀,尊重人的主体性,并完善伦理制度建设。     

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才是导致官吏作风腐化以及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过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达到了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略论道德概念

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由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三因素构成。当且仅当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时,才能够制定与道德价值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而避免制定与道德价值不符的恶劣道德规范。道德既具有适用于一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性,因而存在特殊的、相对的道德,又具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存在共同的、绝对的道德。道德就其自身——道德规范——来说,是主观的、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其基础和根本内容——行为事实——来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或优良性,说到底,取决于是否与行为事实相符。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技术现代性拯救之路的生态学视域

当代技术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产物,但人们以往对技术的现代性反思,往往只是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的生态效应。实际上,技术现代性的拯救之路不能忽视"生态化"这一基本视域。技术生态化的核心理念就是要以人为本,技术的进步应该坚持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走绿色(生态)科技进步道路。而且,技术的生态化意味着我们要将技术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发展结合起来,调节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使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实现知识、道德、审美三大文化领域的分离走向融合。     

中西人性理论与现代性平民人格培育

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可塑论等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因强调对德性的追求而导向圣人人格,然而圣人人格的设计既带有单一化、模式化的色彩,也让常人无法企及。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西方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因其理性主义特征,致使工具理性张扬而使人们迷失了自我。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向日常生活,建构和培育具有大众化取向的现代性平民人格。     

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阿多诺思想的二重奏

阿多诺认为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一对非此即彼的对手,因为艺术是社会反题,而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即前者反抗着社会,后者维护着社会。艺术之所以痛斥大众文化,不在于后者威胁着艺术既有的神圣地位,而在于大众文化加剧了人的异化,阻碍着现代性的进步。阿多诺这种思想的二重奏是"无调的",即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始终是不和谐的,因为阿多诺强调艺术的自治而悲壮的"晚期风格",其实这种"无调"中贯穿着一个宗旨:对人的深切关怀,即这是一个有调的无调式二重奏。     

道德代价的经济基础论

分析当代中国的道德代价,必须看到"经济基础"的作用。要否定离开经济谈道德、离开道德谈经济的割裂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保证道德代价问题讨论的物质现实性;要避免机械地谈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反作用于经济,而是要看到经济与道德的矛盾统一在道德代价生成中的作用;要对"经济基础"进行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分析,考证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经济形态在道德代价滋生中的具体作用;要以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共同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凭一种空想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人类社会发展,轻率得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抑或道德进步的结论,也不能以纯粹客观的经济增长标准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置道德代价问题于不顾。     

动物福利法溯源

通过追溯人类为动物立法的历史渊源可知,19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把对动物的同情转变为公共事务,进而通过制定法律,促进社会变革的实现。综观为动物福利立法的历史,这不只是一段法律的历史,也是观念的变迁史,是人类道德意识的扩展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道德视野和道德关切不断扩展,人类对为动物立法的观念的认识也不断走向深化。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之工具,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即法律的德性基础影响并制约着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调节的效力,也决定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公正即无秩序,恶法之治势必无法实现社会之和谐。法治唯有与道德紧密契合,执法者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才能大大降低公众对法治行为的反对意见,从而有助于提升法治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的实现,无疑也能发挥法律社会调节的实际功能。本文着重分析了法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法治过程中德性匮乏的突出问题,最后就强化法的德性基础,增强法的有效性与社会调节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德能"

从能力概念的解释、能力本位的提法、能力概念的使用来看,"德能"概念都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理解"德能"概念、应认清能力与素质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德"与"才"本质的一致性;应把握"德"不仅对"才"具有主导作用,而且也有造福人类的重大效能."德能"概念的提出是科学理解能力概念的必然要求;在观念上克服了以往理论的局限性;为能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人们加强品德素质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