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包含着有关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上关于证据属性为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表述,并没有准确地厘清证据的定义和属性,使得在认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通过对证据和有效证据的界分,以及对证据真实性与合法性之间的梳理,不仅能够合理化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的矛盾,并全面地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也能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运行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引导。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     

美国私人非法获取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以美国法为基础的考察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当事人人权保障意识的提升,以及举证能力的增强,私人非法获取证据的情形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这些非法获取的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纳,就成为庭审的关键。美国立法规定了“私人取证的认同模式”,其立法的价值理念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保障相关当事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仲裁中的证据能力规则——以诉讼与仲裁机制的差异为视角

通过对有关立法和仲裁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仲裁中证据能力规则的具体表现,研究仲裁和诉讼中证据能力规则的差异及产生原因,认为仲裁的性质、审理方式、证据调查方式、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的目的是影响仲裁程序中证据能力规则运用的重要因素。并对我国的立法和仲裁规则进行分析,认为仲裁程序中不能适用诉讼证据能力规则,对于仲裁程序中证据能力规则的运用应当强化当事人协商的作用。     

电子病历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属性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新生事物———电子病历在国内一些医院得到了初步的应用。由于现行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没有对电子病历作为证据使用给予明确规定,使得电子病历完全取代传统病历还十分困难。而对于电子病历在证据归属上的不清晰也造成了其进入司法殿堂难以跨越的＂门槛＂。     

电子证据的性质探析——以与视听资料之比较为视角

所谓电子证据,是借助电子设备展现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可在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所有证据材料。电子证据的构成内容以及表现形式决定了不应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之列;同时,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也不利于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电子证据的应有作用。电子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是以电子化的方式记载了人说的话及当时的情形、对物的动态展示及将文书内容声音化及图像化,并不存在与传统证据相并列的独立的特质,不应被定位为新的证据类型,而与书证的特质较为相近。     

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研究

我国法律对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虽有规定,但不够明确.判断侦查机关通过监听取得的材料有无证据能力,既需要考虑赋予一般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普遍性要求,还需要考虑监听取证本身固有的属性.我国对于侦查机关通过非法监听所获证据材料的排除,应当采取法定强制排除、酌情裁量排除和允许瑕疵证据补救相结合的做法.     

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可能导致某一证据材料在一国诉讼程序中被采纳,而在他国被排除使用。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将影响案件公正处理,晚近国际私法立法体现出对证据能力冲突适用法院地法传统的突破。在确定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时,除了考虑证据能力的属性之外,还应当充分考虑案件实体审理的公正和便利,应当针对不同的证据能力规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论民事法定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关联

对于符合法定证据种类是否构成具备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皆存在争议。在解释学进路下,无论是采文义解释还是论理解释,我国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能力都没有直接限制作用。法定证据种类规则是对证据的不周延列举,目的在于引领每一种证据的特定化证据能力规则。从学理观之,法定化的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接性和附属性,二者建立间接关联的方式有：以证明程度（完全证明和疏明）为桥梁,以证明方法（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为媒介,根据特定争议类型或标的来限制证据种类的证明能力以及实体法中权利义务关系之形式要件延伸至诉讼领域的情形。     

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研究

将证据的关联性分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与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立法价值,揭示了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对证据的关联性进行考察的不同侧重点.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其功能重在限定证据调查的范围,以避免无此意义上的关联性之证据为审判人员所接触从而对案件裁判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此项功能的发挥以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之法定化和证据筛选程序之完善为前提.     

电子商务，一路走好——以电子证据为视角的认知

电子证据性质的澄清是电子商务快速、健康发展中急需跨越的法律障碍。虽然当下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在司法实务中对电子证据性质的；位确认定依然紧迫。而为实现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自然磨合和无缝接轨，则应该在传统证据法律框架下谋求电子证据性质的界定，电子证据应是传统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笔录类证据及其相关问题——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法则.在实践中,笔录证据大量使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笔录都被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随着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和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影响的扩大,传闻法则必将确立,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但是彻底地取消笔录类证据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因此,可能的趋势就是笔录类证据的运用范围将会不断缩小.     

论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谋求执政的长久和平稳,成为现代各国执政党首要的追求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是要通过执政能力的提高,达到执政绩效的改进,进而谋取执政的最大合法性。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解读与反思——以遏制刑讯逼供之功能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在内容上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能否在实践中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学界普遍期望该规定的出台能够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而在事实上,做为一种事后程序性制裁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当然的具有吓阻刑讯逼供的功能。     

证人书面证言之采纳及其规制——以民事诉讼为视角的研究

从国际上来看,民事诉讼证人书面证言日益受到重视,各国和地区关于证人强制出庭的规定均出现了宽松化的发展趋势,且赋予了法官对是否采纳证人书面证言的裁量权。在我国,证人依法应当出庭作证和证人出庭率低的尴尬现状使得书面证言的价值凸现。基于平衡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需要,在特定情况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提供书面证言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必需。     

什么是证据？——当代证据主义的遗留问题与求解

证据主义者对作为其理论核心概念的“证据”尚未能作一清晰的定义,研究者对证据是什么莫衷一是。证据可以是“理由”、“确证”、“信念”、“命题”、“经验”,还可以是“知识”。虽然给证据下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作为证据主义指称的证据。“证据”之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包括相关性、保真性和命题性。证据是指主体对某一命题所持的相信其为真的信念,即E是S确证P的证据,当且仅当S相信E为真。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研究——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是刑事程序性制裁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制度设计方面，应包括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对于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而言，任何当事人均不承担证明责任，只需补救即可。补救方式除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补正、解释之外，还应包括重做。对于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被告人需要承担提供证据责任，被指控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控诉机关需要承担证明责任。通过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具体表现，可见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具有坚实的立法和实践基础。     

浅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构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悠久而又古老的证据制度,表明了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对于司法审判中出现的传闻证据的处理态度与方式.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日臻完善,也使传闻证据规则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传闻证据的相应规定并不完善,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碍于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因此,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有构建的必要性.在本文中,笔者将深入研究传闻证据规则的实质,探讨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     

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合法性问题——以朝鲜核危机管理为例

目前,国际社会对朝鲜核危机管理的前景令人堪忧。学界纷纷对此提出各种解释。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合法性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与一国内部政治一样,都面临合法性问题,只是国际政治合法性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规定性。就朝鲜来看,国际社会对其核问题的管理存在合法性危机。在合利益性方面,国际社会的承诺与朝鲜核计划的目标相差甚巨;在合道德方面,朝鲜的国际价值观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冲突严重;在合法律性方面,似乎朝鲜更乐于游离于国际规范之外,且指责管理者没有信守已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合法性危机,使得朝鲜核危机管理困难重重。     

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

社团的合法性包括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四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探析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合法性的实质是从不同层面分析金融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管理上的模式,以及它与当局之间在利益博弈上的关系.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如何建立和完善金融同业组织提出相关建议,给出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