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抑或分立:市县关系的变迁动力、样态类型与优化进路

市县关系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县关系的样态直接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样态,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为了适应经济社会体制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市县关系在中央政策导向和地方治理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迁。时至今日,我国市县关系呈现为“市管县”为主,兼容多样化“省管县”的图景。但市县关系方面同时也在行政层级、发展均衡、权责模糊等方面出现问题。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通过梳理既有的市县关系变迁历程,归纳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动力,并明确其对市县关系变迁与发展的现实作用。同时,根据变迁历程及其动力,形成“市县一体”和“市县分立”两种理论分野。基于此,从政府职责的视角出发,依托事务类别、管理模式和发展导向,尝试将市县关系构建为四种样态:完全一体型、有限一体型、完全分立型和有限分立型,进而得出“一体”与“分立”的融合是推进市县关系优化的主要方向。在确定方向下,以政府职责为推进优化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导向,尝试建立“创新理念-构建体系-建立机制-推进协同”优化进路。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湖南政协云协商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形式创新

湖南政协云作为政协协商治理的载体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开展政协云协商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形式创新的研究,可弥补政协理论研究的空白。湖南政协云平台对协商治理的理论内涵创新,突出体现在形成了"平台+(模式+技术)"的协商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型;对协商治理的形式创新,可梳理为"以政协委员为中心探索为民履职的新路径"和"以云平台为基础开拓服务的新方式"两个方面。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围绕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展开研究,深入探讨其理论意涵,揭示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化、治理制度完善规范化、治理措施动态有序化和治理工具智慧网络化等核心要素。同时,从现实出发,分析内蒙古边境牧区在应对草场纠纷、草原火灾、动物疫情、非法信贷等社会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理念滞后、制度缺失、主体协同不足和技术支撑薄弱等现实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树立牧区新安全责任观、坚持制度导向实现重点治理与常态化预防相结合、推进主体协同构建牧区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以及提供技术辅助提升社会安全治理效能等路径选择。     

基于GIS的招投标腐败空间特征研究

招投标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要塞”,腐败被视为招投标的灾难性威胁和最大障碍,然而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以及打击治理招投标腐败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从大尺度的空间环境中抽取招投标腐败的空间形态,深入挖掘招投标腐败的空间规律已成为破解当下腐败研究中“数据丰富而理论薄弱”的关键挑战。基于1722个招投标腐败案例的“空间数据画像”,发现招投标腐败呈现出“多核放射型”与“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兼具空间集聚性与空间漂移性。对此,可以通过精准把握招投标腐败的空间特征规律,提升招投标腐败的“数据洞察力”,从而实现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来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探索实施“六步工作法”有效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和文明示范城市创建过程中,物业服务问题逐步凸显,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关系紧张,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与堵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着眼于破解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构建和谐共生关系,增强社区治理合力,积极探索实施社区治理主体共治共享、融合发展“六步工作法”,有效破解了社区治理中的一些矛盾问题,推动“几家人”变成“一家亲”,初步形成一条党建引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有效路径。     

价值创新：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及解决路径

“三农”问题的逐步产生和破解一直伴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一天起，工业反哺农业这种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模式就已经被提出，但由于观念和方略的滞后，运行结果却差强人意。“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的不对称，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价值创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新视角来审视以城乡差距为表象的“三农”问题。取这种视角对三种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进行探析，就必然会得出以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和劳动力大迁移模式为辅而以发展庄园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为主线的“三农”问题解决路径。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顶格管理、基层形式主义与整体性智治——基于对N市Q区的考察

在全面推进基层减负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形式主义整治工作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顶格管理”根植中国基层治理语境，使科层体制始终处于“理性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中。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顶格管理”随之带来的治理压力与基层治理能力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状态。在“避责心理”的催化下，“策略主义”转向风险面，“顶格管理”追求的理念预期也发生了价值偏离。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表现为理念形式主义、功能形式主义、结构形式主义、机制形式主义和技术形式主义。通过构建整体性五维治理模型——“理念—功能—结构—机制—技术”以实现整体性智治，变革“顶格管理”治理方式，从根源上破解我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进展、经验与展望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是政协履职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数智化运行的新型协商形态。本文以数字赋能为论域,阐释了数字赋能政协协商的内涵与效应,梳理了数字协商的推进历程,并以浙江省、湖南省数字政协建设为案例样本,从理念、平台、体系三个维度总结数字政协建设经验,揭示其在体制、技术、数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客观地看,当前数字赋能导致了协商的形式主义与“数字悬浮”;加剧了协商主体的分化;扩大了“数字鸿沟”;产生了“数字异化”等算法黑箱问题。因此,要构建数字协商机制,提升数字变革保障力;加强数字技术建设,推进数字有效协商;加强数据治理,发挥数字协商效能。     

实现河南跨越发展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实现跨越发展，还必须着力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崛起规划的机遇，按照“一个载体、三个体系”的思路，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培育并构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形成有效提高经济质量效益的发展模式。     

习近平对历史周期率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同志长期关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并对此有许多重要论述,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三个务必”和“自我革命”是习近平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理论解答。“三个务必”重要论断的提出,预示着在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到“三个务必”的深刻警醒,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浓缩了百年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历史经验。“两个永远在路上”,是新时代“三个务必”落地生根的根本保证。“两个确立”、“三个务必”和“自我革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两个确立”是百年大党给出的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最富有价值的经验总结。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论执转破制度与企业退市制度的融会发展

执转破制度与企业退市制度是两项解决“问题性企业”清退市场问题的法律制度，它们虽独立存续，但基于相关制度的规则基础与内在机理，以及具有契合性的价值诉求，应当促使它们融会发展。上述两项制度就运行现状而言，存在各自运行、启动不足以及对接不畅问题，还存在司法与行政主导的不同模式的协调困难。解决的路径在于，加强两种制度融合立法，建构两种制度融会模式，完善两种制度对接机制，进而实现制度融会的常态化运行。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健强“五个体系” 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为着力破解城市治理中存在的街道社区统筹能力不足、自身建设滞后,社区党建与单位行业党建互联互动脱钩等问题,始终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基层治理重难点问题突破的有力抓手,坚持顶层设计,健全“五个体系”,高位推动城市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