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中原造图系统影响下安岳千佛寨多佛造像的辨识

四川安岳千佛寨第 51 龛表现的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的内容, 可称之为“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开亚于开元、天宝时期, 由两京地区传入, 反映唐代中原北方地区礼忓传统。经文中的末法思想被造像完整呈现, 与净土信仰结合可能与玄宗时期激烈的佛道斗争直接相关。四川地区佛教造像是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图像系统的映射, 在构建唐代佛教艺术谱系, 探究唐代忓法和末法思想内涵领域应受到更多关注。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般若经》中特有的一个义理问题——梵汉比较视角下菩萨“堕顶”说的思想史意义

菩萨“堕顶”(或者“顶堕”)的问题,是在佛教大乘经《般若经》中出现并讨论的一个教法义理学问题。鉴于在其他种类的大乘经中这个议题鲜有提及,所以可以视为《般若经》中特有的一个义理学问题是反映早期大乘佛教教法思想进展的一个重要段落。最近,辛放博士所译日本学者小泽宪珠的论文《<般若经>中的菩萨地与菩萨位》,提出“明确菩萨地与菩萨位的关系,以求有助于理解菩萨的行位体系”的研究思路,对于笔者思考《般若经》的相关问题颇有启发。小泽宪珠倾向于认为“菩萨位”就是“菩萨地”,笔者则觉得“菩萨位”的问题需要关联菩萨“堕顶”的经文,才能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而“堕顶”及“菩萨位”说的问题又要放在《般若经》两种地说体系理论整合的复杂演绎中,才能获得正确和清晰的透视。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玄奘归朝以前中国佛教的种姓(性)说——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为中心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北凉昙无谶(385-433)翻译《菩萨地持经》之后,中国佛教是如何理解种姓学说这一问题。要探讨该问题,需要注意其与菩萨修行的阶位说之间的关系。阶位说是中国佛教中非常重要的学説。中国成立的疑经《仁王经》与《菩萨璎珞本业经》在四十二位的基础上加入了"十信",变为五十二位。《璎珞本业经》将《地持经》所説的"习种性·性种性"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以上"分别对应结合,并将习种性和性种性的可达到范围对应于一切众生。《璎珞本业经》虽然利用了《地持经》的种性说,却将其与菩萨阶位说结合,弱化性种性的先天本有性,否定不能成佛的种姓(性)的存在,与《地持经》的本意产生乖离。值得注意的是,《璎珞本业经》的这种种姓(性)说在中国自古虽有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质疑,但在玄奘归朝以前的中国佛教中,却属于对种姓思想的主流认知。这也反映了中印两国通过佛教交流中对同一概念理解的差异。     

大理国写经中的“药师佛启请次第”研究

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沙门释照明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记述了密教佛、菩萨、金刚等数十种启请次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大理国密教的佛神系统。其中保存的"药师佛启请次第",受《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影响最大。虽然该启请次第较现存唐代药师道场仪有一定差别,更重视种子字道场观,但并未形成独立的教法体系,仍然是唐代密教的延续,是汉传佛教药师佛信仰在云南的传播。     

驳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

松本文三郎的《弥勒净土论》误解了早期佛经中的记载,混淆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关系,在此错误的前提下否定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认为其受到了后世大乘思想的影响。松本文三郎以义净记载印度小乘佛教不礼菩萨、不读大乘经,来证明小乘佛教一开始就没有菩萨信仰,其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时期。小乘佛教内部孕育了大乘佛教,其中弥勒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源头。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观点有误、证据不足,实为倒果为因。     

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王阳明的思想源自对儒家经典《孟子》、《大学》等的解读与发挥。就近处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来自朱熹思想的刺激,如果说朱熹思想的刺激属于反面的影响,那么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思想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脚点。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的影响,通过娄谅,主要通过湛若水与王阳明的交往与论学得以显现。厘清这一点,对进一步把握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之脉络是十分必要的。     

北传《般舟三昧经》的流传与四世纪末中亚"十方佛观"的形成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藉由《般舟三昧经》在北传地区由经典、思想、禅法以至于造像的发展,反映早期北传大乘佛教形成的一个纵切面。公元二世纪末《般舟三昧经》等大乘经典的出现,正好结合稍后西北印及中亚兴起的大乘佛教思想,“十方佛”先与《十住经》的菩萨行及《法华经》“三乘”思想中的“菩萨乘”结合,成为早期北传大乘的核心思想之一,然后再逐步落实于具体的禅法与石窟造像。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释经学意蕴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王阳明龙场悟道多有研究,但目前来看尚缺乏站在释经学的角度对这一著名的思想史事件给予整体性的关照。实际上,王阳明龙场悟道有其深刻的释经学意蕴:王阳明通过"以经印心"的方式确立了对所悟之道的正确信念,并以"以心解经"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经典,从而把所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贯通儒家《五经》《四书》,其释经活动是"用力之久""默识心通"之后的结果,属于典型的"体知"解经。由于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坚持"道一而已"的观点,使其释经学具有"圣经统一论"和"单一目的论"的取向。职是之故,虽然王阳明在诠释经典时对载道之"言"的多样性持比较包容的态度,但是并不会陷入诠释学中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     

王阳明"万物一体"说及其对当代美学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历程分三个阶段,关节点分别是龙场悟道、平藩明道、天泉证道.这个过程与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形成演变是一致的.龙场悟道时,王阳明将"物"作"事"解,心物关系上强调心对物的单向的涵盖.平藩明道,走向心物意义世界的双向建构,致良知也是一个合心理为一的过程.天泉证道前后,心物统一双向建构基础上的致良知,升华为万物一体的圣人之心,完成了多种统一.王阳明万物一体说启示当代美学,应当将本体论存在意义上的追问与价值问题分开,并且反思"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美学意义.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文录》时,特别重视阳明学成以后的作品:“自滁阳以后(阳明42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刻文录叙说》。后凡引本书只注卷数与篇名)而对     

从《聊斋志异》中的魂灵故事看蒲松龄的中国佛教思想

作家写文 ,大都体现一种观念 ,一种思想。然而 ,《聊斋志异》中的魂灵故事体现的思想则是复杂的。细品味它为佛儒思想的糅合。从《聂小倩》、《席方平》、《林四娘》等魂灵故事看 ,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 ,但又不同于西方佛教思想 ,这种佛儒糅合的思想与中国佛教思想相吻合 ,但更有它独特的地方 ,笔者称它为蒲松龄的中国佛教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论《楞严经》对《老子》诠释的影响

从南北朝起,佛教思想就提供了一个理解《老子》的新视野。晋唐时期,《老子》诠释主要受到般若中观学的影响。宋代以后,《楞严经》深受僧人、文人、道士喜爱,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时期的《老子》诠释。第一,佛教界依据《楞严经》如来藏缘起说来解说《老子》的宇宙论思想;第二,因缘与自然的冲突是隋唐佛道争论的焦点问题,宋代文人立足于《楞严经》"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的说法,来定位《老子》的自然思想;第三,当心性论成为学术思想的核心主题时,《楞严经》的心性思想、修行论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辙、白玉蟾等人的《老子》诠释。《楞严经》与《老子》的互动,是宋明时期佛老关系的重要方面。     

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日活动述论——以《海潮音》与《佛化新闻报》为中心

《海潮音》和《佛化新闻报》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持续公开出版发行的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性刊物。它们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佛教界抗日救亡活动的史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给人启示,引人思考。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