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试论苏轼的“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是严沧浪批评“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尽变唐人之风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 严羽之后,“以文字为诗”就一直成为用以区分苏黄宋调和盛唐之音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说,对苏黄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毁誉参半,那么,对“以文字为诗”的评价,就近乎是完全的否定。 古人批评苏黄“以文字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自诗经至盛唐以来的诗歌传统。如早在严羽之前的张戒就批评道:“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论船山对明代形式主义诗歌理论的批判

<正> 有明一代,诗歌的成就是不高的,它不仅远逊于唐诗,也在“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之下。明诗为什么不景气?这里面当然有它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方面的原因。其中长久统治明代诗坛的形式主义诗论和诗风,是阻碍明诗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明代形式主义诗歌理论的影响,使得在明代不少诗人的心目中,诗歌已变成了超生活的、抽象的“格调”、“音律”的集合体,变成了不是从生活之源、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新时期诗歌的衰亡缘由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亡。某些诗人是造就诗歌病态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中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反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方面,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和审美规范的作品,维护诗歌永恒的生命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评严羽的妙悟说

一、《沧浪诗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蕴从北宋的文坛来看,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轻视文学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形象特征,提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文学理论。严羽的“妙悟说”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他说:“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人用事境界的诗学阐释

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掀起用事高潮."浑然天成"、"水中着盐"、"系风捕影"等成为宋人进行诗歌用事境界阐释的独特话语,传达出宋人对用事"浑成"、"无迹"、"自然"之境的追求,是宋人在传统诗学背景下,澡雪涵泳前人文化积淀,又扣和当代诗学风潮而形成的独特阐释理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鳞爪微露意旨微茫" --评王昌龄宫怨诗的意蕴多重性

本文运用了中国传统批评方法与二十世纪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结合的方式 ,以新的视角体味被誉为“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宫怨诗的婉曲深幽的美学特征 ,更深层次地理解诗歌语言的丰富性以及间接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