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竞选"的四层面改造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过程中,都对村委会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大胆创新和改革,积累和创造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辛秋水研究员从1989年1月17日开始在安徽省岳西县腾云村采取的“组合竞选制”,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深受贫困地区农民的欢迎,对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有积极意义。本刊选取几篇有关“组合竞选制”的文章,以期引起对这一选举方式的深入探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村委会选举法律基本原则研究

一、村委会选举法律基本原则的概念、功能和研究意义 村委会选举法律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在村委会选举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反映村委会选举制度基本价值功能、指导村委会选举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基本原理与指导思想。它是村委会选举法律制度     

"组合竞选制"的实践与理论--村委会民主选举模式的重大创新

文章认为,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产物,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体制保障.目前,全国各地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主要有平行选举、职次选举、叠加选举、累计选举四种选举方式,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均重视了候选人个体素质的选择,体现了传统"选贤举能"的政治理念.其共同的缺点是忽视了发挥整体功能的重要性.笔者对村民自治选举制度进行了10余年的探索和实验,积累和创造了"组合竞选制"的选举模式.所谓"组合竞选制"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自由提名他的竞选组合班子人选,并通过村民投票,由村民挑选社区领导人.文章对"组合竞选制"的现实依据、特征与优点、试验和发展、以及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作了阐述.并相信"组合竞选制"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民主选举的最佳选择和不二模式.     

地方自治视野下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制——基层民主的规范与监督

当前,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不正当竞选、选举之后监督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应当在地方自治理论指导下,对我国村委会制度进行重新定位。村委会是特殊的地方自治组织,村委会选举的目的是有效实现村民自治,地方自治理论对村委会选举有着独特的民主要求。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外的地方自治制度,特别是借鉴其对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制度安排、对地方自治团体的监督机制和地方自治团体中居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应当以地方自治理论规范村委会选举,借鉴国外地方自治团体的运行结构,完善村委会选举的程序规范,健全村委会选举的监督机制,并建立司法救济途径,构建我国的居民诉讼制度。     

性别平等取向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创新——以C镇2008年女村委专职专选为个案

女村委专职专选是一项地方政府主动推动、以性别平等为取向的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在C镇第八届村委会选举中,达到了增加村委会中的女性人数和比例的直接目的,促进了农村妇女的选举参与.但是,对于提高农村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未能发生实质性的功效.在村委会选举和村庄治理的实际运作中,出现了种种偏离制度设计的现象.实践表明,制度创新需要奠定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农村男女平等不仅需要制度创新的推动,关键是要教育妇女,提升农村妇女的自身素质.     

从一个实例看村委会"组合竞选制"

“组合竞选制”是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教授1989年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创的村民直选“村官”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由村民自由推选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分别提名其组合竞选的村委会班子人选,然后通过村民选举大会投票选定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经过反复试验、多年总结和积累,形成了关于村委会“组合竞选”的一套具体思考的理论和简便易行的操作程序。笔者2002年5月中旬在文化扶贫实验区颖上县王岗镇通过全程参与的方式观察了新安村村委会的“组合竞选”。①以下笔者试图以新安村的选举为例,考察和分析“组合竞选制”的实际运行…     

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政治——以资源型村庄为例

文章以资源型村庄为例,对在村委会选举中基于松弛的家族关系上发展起来的派性政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委会选举运行不规范的村庄,派性政治的消极作用表现更明显,导致上访不断、村民政治冷漠以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为此,政府要建立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规范村庄派性政治,以促进村委会选举公平、公正的进行。     

对村委会"组合竞选"价值的再认识

组合竞选是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研究员提出的一项新的村委会选举模式,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作者在亲身参与村委会组合竞选的基础上,以组合制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优势为切入点,分析了这些优势与该制度设计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从而达到对这一选举模式价值的再认识.     

从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看村委会选举

村委会选举制度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其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本文试从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来解释它形成的过程,并就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以及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作出解释。     

从角色失衡到权力监督--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村委会建设的新视角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组织载体,在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引导与推动的关键作用,而村委会却存在角色的失衡,其角色的失衡并不仅仅是“过度自治化”或“附属行政化”,而是偏离了“公”走向了“私”。因此,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村委会建设的重要环节就是对村委会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从村委会干部的角色、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偏差、村党支部的制度失权三个方面分析目前对村委会进行监督的困境,并给出制度创新和安排的相关对策。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解决好"三农"问题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三农”问题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要坚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城乡一元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文化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科教兴农”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民主如何进入乡村社会

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 ,非组织活动是不可避免的 ,其对选举不乏有着正面的影响 ;戏剧化选举因其高度动员的特征 ,可以训练农民的民主能力 ,有助于民主与法律制度深入乡村。村民上访及其仲裁 ,其结果将是形成遇事找裁判和尊重法律与惯例的习惯。可以认为 ,推行乡村选举产生的一些混乱场景不仅不能作为其“无民主成就”的依据 ,反而应视其为民主前景的孕育地     

村委会选举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治理——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村委会选举日渐规范化。学者们对村民自治的观察与研究大多以民主的视角展开。然而,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关注选举程序及其民主效应,忽视了对组织环境因素的考察。实际上,村民自治是在乡村社会中实践的,村民自治的绩效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规制。因此,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组织而非民主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可以发现,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它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之中,更容易受组织环境的影响。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自治组织因受环境的过度影响,有时无法按照设计的民主目标运转,出现了所谓的"目标替代"现象。而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民主化,也不是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相反,有时却是选举程序与乡村治理的背离以及种种异化现象。为了促成乡村治理的善治,在程序民主的视角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组织治理的视角,使村委会选举更加契合于治理,以促进村民自治绩效的提升。     

经济发展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

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山西省某乡镇农村的抽样调查,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村民参与的程度较高,选举竞争也较为激烈,村委会选举的制度也能得到较好的实施。     

创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动力的崭新概念。它是以科技生产力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综合动力”，它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无论在宏观发展纲领和微观发展决策上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情况述要

创新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中华民族要实现振兴．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可以从“提出新观点”、“转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发现并使用新材料新手段”、“提出的新观点、新理论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创新社会科学学科”等六个方面把握。     

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三农”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再一次显现出来,当前需要破解“三农”发展的现代性、公平性问题.现阶段“三农”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创新理念和思路,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机制.鉴于此背景,习近平提出向创新要活力、要动力、要效益,在指导“三农”发展时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设,建立起“三农”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发展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提出的创新驱动“三农”思想,抓住了当前“三农”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理论,也对指导当前的“三农”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完善和优化村民自治

中国农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 ,若以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通过算起 ,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到 1997年底 ,全国农村共有村委会 90多万个 ,村委会干部 3 78.8万名。目前 60 %以上的村庄都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1 ] 。自 1998年以来 ,全国普遍完成了三届选举 ,其中福建、河北等省已完成了第四届选举[2 ] 。这些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作出伟大的实践 ,并在此过程中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造 ,为村民自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一、村民自治的伟大意义村民自治的实施 ,给农村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