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主持人的话

这篇《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探讨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语言的走向,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复杂多元的文化景象。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新文学运动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即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为旗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1921年以后白话文逐渐成为中国语文教育、书面交流的主要工具。作者的学术专攻是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媒体小报,她所描述的北京小报使用的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使用的松动文言,无论从白话还是文言的发展历程上看,都是很重要的现象。媒体语文为社会语言的反映,又必然成为文学语…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简说鲁迅1918年的新诗

1918年是中国新旧文学转换的一年。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最初关于“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几篇文字发表于1917年,但在创作上出现真正的新文学作品却是从1918年开始的。这一年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开了中国现代新小说之先河,首次出色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尽管1917年胡适就已发表了白话诗词,但这些正如胡适本人所     

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夜”背景和诞生方式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意识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域外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被汰”的认识模式与“强国富民”的愿望共同构成文学革命诞生的“前夜”背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其形态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为先，创作实践相对贫弱；功利意识为主，审美意识为辅，反封建、重启蒙的主流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学本体追求相对较弱的特点。从语言形式变革、文学内容更新到全民接受视野和个人接受特征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总体上是一种功利的冲动而非人文的冲动．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这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视野下的五四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型”价值的新文学，“现代型”价值是它的核心，“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体大解放的文学是它的价值体现。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胡适的现代翻译观

胡适的文学革命纲领深受其翻译实践和世界文学观的影响,同时,其文学革命宣言也为现代翻译指明了方向.胡适主张翻译"欧西名著"为新文学创作树立典范,以白话翻译代替文言翻译以利于向国人进行文学启蒙,主张自由流畅、严谨有度的直译以达到对原文的忠实.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翻译思想与策略,无疑是建构现代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源.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轫,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讨论、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大都着眼于文学革命对于现代新文学的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它对于文化启蒙的意义.实际上,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而发生和发展的,它的显著特点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启蒙运动,因此,它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思想启蒙方面.本文拟就文学革命的起因和文学革命的两个方面内容(文字工具的革新和文学观念的革新),对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作些阐释.     

启蒙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启蒙话语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话语,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使启蒙话语实现了由思想政治领域向文学领域的转换。     

形式、语言与情感：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三个维度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文学史界都默认鲁迅《狂人日记》的“开端”地位,在此认知视角下,陈衡哲的《一日》、刘韵琴的《大公子》、李劼人的《游园会》由于形式上未能突破传统写作范式,创设有“意味”的现代白话小说体;语言上未能突破地方圈层,融入文化中心的语言结构;情感上不能与五四文化的普世价值合流而无法被纳入“现代白话”的研究视野。讨论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不仅能够反映出五四时期新的小说形式、语言结构和情感价值的诉求,也能够揭示出文学革命前后文化中心—边缘的替换与变更,更能折射出以北京为轴心的五四新文学辐射结构之外的更多的“现代”表现。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语言即思想,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胡适关于文言白话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20世纪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生论

2 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正式启动于 190 2年。该年度兴起的启蒙文学理论思潮质变性意义表现为从一种单向度的文学功能观发展为视小说为一切文化变迁的中介和多层面的文化结构观 ,从文学的“工具性”命题上升到一种“关系性”的命题 ,同时它也预演了一场接近白话文学运动的文学“俗语化”运动。在此推动下 ,启蒙文学创作迅速崛起 ,呈“潮涌”之势。这些作品从三个方面初步建构了启蒙文学的基本形态 :强烈的主体启蒙意识、“文明批评”的思想意向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范式。     

论新潮社的白话文学观

五四时期价值理性逐渐工具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启蒙话语开始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社会各派别都在努力寻求开启民智的策略,以期改造社会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同《新青年》一样,新潮社的新文学观是作为一种启蒙话语出现的。文学成了新潮社“改造思想的利器”,而其...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比较认识

多年无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随着社会的动荡及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审视中受到新的评估与选择。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的工作。“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这便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股思潮——文学革命的思潮。 然而时至今日,对掀起这股思潮的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     

胡适的文学功能观

在救亡图存的“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家胡适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政治的武器,不断地徘徊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启蒙功效之间。受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胡适以自然科学求真的方法来审视文学,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对应性,将真实性设定为文学的第一属性,其结果是遮蔽了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文体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