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最早是扬雄对赋体创作加以反省而提出的概念。他写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李轨认为辞人之赋:“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在扬雄看来,从楚国景差、唐勒、宋玉,到西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都是走的“辞人之赋”之路,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辞人之赋”的代表。     

王勃赋之探讨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唐赋的评价和认识,历来存在种种偏见。如明人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胡应麟也说:“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这是根据古赋的标准而衡量后世之赋,忽略赋体的发展变化,而否定唐赋。显然是片面的。与之相反,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则大加溢美:“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那么,唐赋究竟怎样的面貌?它有哪些演变发展、成败得失?其中的关键就在初唐赋。仅据《全唐文》的统计,初唐存赋大略有一百多篇,而其中王勃为存赋最多,约占十分之一,可称为代表性的赋家。因此,我们通过王勃的赋作品,可窥知初唐赋之梗概,亦可作为澄清历来之偏见的开始。     

逃避死亡-西汉赋家的生命探索

死亡恐惧是西汉赋家生命焦虑的心理动因之一。他们在继承先秦时人的生命观和努力适应新时代生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遇”主题赋张扬了自己的生命理念。由此可以大体勾勒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衍变历程:汉初的自恋情怀、盛汉时期的自抑意识、西汉末期的自隐倾向。     

宋玉《神女赋》“王”“玉”辨

有清一代，选学名家辈出，于考据、训诂、义理、词章成绩可观，惜仍未能免其百密之一疏。爰就各家所撰有关《神女赋》并序中，“王”字谬改为“玉”之失，逐一探讨、辨析     

人生思辨的形象写真——陶潜《闲情赋》新探

《闲情赋》是陶集中的特出之作,素有“艳赋”之称。因其立旨隐晦,问世千余年来,颇费猜寻,多有异说。本文意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博采众说,贡其一得之愚。 《闲情赋》研究概况 一、历代说法 通常论战,苦于作者无言,《闲情》则不然。赋前小序明说为“奕代继作”,“闲”乃“闲正”之意,即所谓“检束制约”。本意似在免却闲言。岂料梁萧统评曰:“白壁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陶渊明集序》)否定矛头直指陶序,并坐实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

高校党建是推动组织育人的动力源,组织育人是高校党建发挥育人功能的增压器,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工作是通过高校党建为学校各级各类组织“赋能”,充分发挥组织育人的协同效能,使之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保障和重要支撑,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赋体清源(下)

<正> 汉赋正名汉世赋篇,同一文本而名称异题异体者甚多,若赋而又曰辞、“七”、论、箴、铭、连珠等,不一而足。不少赋家自己就题、序名岐。从当世的司马迁、刘向父子、班固到后代萧统、刘勰及各种类书所引、选本分类、文论所述,同篇异题异体者实多。当今仍有溯其源而分属辞与赋,依篇幅而区大小赋,按题材而划“体物”“言志”,视体调而标“赋之文”与“文之赋”等等。凡此俱就所见立名,固无需一律。汉初是“一代文学”尚处胎变不定型中,名自难定;武宣而后,则作为“大汉文章”已叹为观止,遂洋溢他体,既有异名同笔,即有一文多名。此本不足异。至于今近,除立论着眼不同,亦与对赋旨赋源的异见相关,其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

所谓赋学批评，主要包括有关赋的理论表述，同时也包括赋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审美流向。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描述与阐释，是赋学批评史的任务。 与诗相比，赋是一种产生晚而成熟早的文体，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兴起于战国，大盛于两汉，并成为一代之文学，至魏晋南北朝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诗。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因作赋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者，更是不乏其例。因而，这一时期，探讨赋的产生源流、总结赋的创作经验、梳理赋的发展演变、确立赋的价值地位以及分析赋的声韵、对偶、用典、造句等…     

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

<正> 纪行赋或称述行赋、行旅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根据臧荣绪和刘勰所论,纪行赋的主要内容特征可归纳为:1、记述与经历之地有关的人文掌故;2、摹写经历之地的山水景观。据此考察现存汉魏六朝所有的纪行赋,我们认为,他们的说法近乎事实,是可取的。这一时期的纪行赋,或侧重记述“人物”,或侧重摹写“山水”,或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