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主题嬗变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依时代推演和文体精神可分为四个板块,亦即:五四的"启蒙小说",左翼的"革命小说","十七年"及"文革"期间的"改造小说",新时期的"人性小说".其主题在不断嬗变的过程中分别凸现的是:"狂人"的"呐喊"与"零余者"的"彷徨";"十字街头"的徘徊与"围城"中的偷生;灵魂的改造与身份的丧失;反思中的人性寻找与欲望支配下的人格缺位.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潜在对立,虽然小说都是以农村作为描写的场景,但却表现出对缺席的城市的文学想象,其结果是城市在不同阶级的人眼里幻化成充满矛盾的景象。这种不同的文学景象其实反映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城市的矛盾态度和困惑心理。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现代性追求中尴尬处境的折射。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通俗化流变

中国小说的通俗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在 2 0世纪却多次受到排斥。进入 90年代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许多作家自觉认同和接受了通俗化。 90年代小说的通俗化端于“王朔现象” ,并在“新写实”、历史题材小说和各种“新”字旗号小说潮流中蓬勃发展。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世俗化、时尚化和语言的生活化 ,并呈现出雅、俗合流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中国女性都市小说回瞻

本文以20世纪女性都市小说为考察对象,以二水分流,合而为一描述中国女性都市小说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了庐隐、丁玲、张爱玲、草明、张洁、王安忆、张欣等人的创作在这一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本文还从小说视角、人物塑造、心态刻画上阐释了女性都市小说对都市文学的重要贡献,并指出了女性都市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这一类小说的后续创作进行了思考。     

20世纪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特征

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为了警示世人,当代美国涌现出许多以创伤为题材的杰出小说家.他们尝试用各种叙事技巧展示创伤、表达创伤,以唤起人们对遭受创伤群体的关注.本文从创伤叙事理论的发展、创伤叙事的主要类型和创伤叙事的主要特征三个方面梳理20世纪美国小说,以期为读者的这方面阅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解读视角.     

论20世纪初年的女子社团

女子团体的涌现是20世纪初年女权运动的闪亮之点。这些团体虽然重心不一,但却大体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两大主题而展开,它鲜明地映现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与戊戌学会组织相比,该时期女子社团已显得成熟定型,凸现出现代社团的现代化特征。尽管这些女子社团仍存在结构分散、维持周期短等缺陷,但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则是不容抹杀的。     

论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象中的"历史信仰"

"历史信仰"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模式。本文选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代表性文本,主要从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的阐释角度,对于新诗死亡想象中"历史信仰"("时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作出有效的阐释与分析。     

20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社会学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后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在社会学的内容表现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差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所呈现的不同创作特征和发展风貌。     

20世纪以来宋代文言小说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由鲁迅奠基的宋代文言小说研究在资料的辑佚和考辨、历史地位的认识、艺术特点及成就、小说理论的深入阐发、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较大的进展,但这个领域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如宋代文言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存在大片的空白,理学对文学创作积极意义的研究也还有待于拓展。     

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论析

乡土小说是 2 0世纪 2 0年代中国文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写实派作家在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 ,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 ,从整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恋乡心结是 2 0年代乡土小说产生的重要根据 ,乡土作家们以一种深意的笔触去营造乡村世界 ,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 ,使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 ,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在创作中去精神还乡 ,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可以说乡土成为 2 0年代乡土作家创作的不可抵御的永恒诱惑 ,从而促成了2 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繁荣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对戏曲的借鉴

选取几位作家的小说,分析其作品中的戏曲因素。莫言几乎是把《檀香刑》当做一部戏来写,从人物塑造到内容结构都对猫腔(其实是茂腔)进行了借鉴。贾平凹在《秦腔》《白夜》中对秦腔、川剧目连戏的关注。叶广芩的《响马传》《逍遥津》《盗御马》《豆汁记》等小说不论从题目,还是从具体内容,都与戏曲有着密切关系。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有多处写到农民与戏曲的关系。张宇的《乡村情感》中三次引用了爹和麦生伯爱唱的民间小调。李佩甫的《羊的门》中有两段民族乐曲与按摩手法相结合的精彩描述等。作家们在结合戏曲时,或表现人物,或渲染环境,或点缀情节,充实内容,或兼而有之,从而使他们的创作不时闪现出中国戏曲的美学神韵。     

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是传统的工具论,将小说语言视为开展思维活动、表达思想与交流信息的工具,对其研究也往往落在艺术技巧上。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小说创作中语言发生了变异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哲学与美学理论的译介,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从高行健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初探》,到黄子平的《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再到徐剑艺的《小说符号诗学》,渐渐地发生了变革,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小说语言,视语言为小说存在的理由与方式。     

论20世纪40年代小说理论的“典型化”

20世纪40年代的权威小说理论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表现出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化”特征。这一具有“两极对立性”理论特征的小说要求,不仅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作出了规定,在选材构思、结构布局、情节模式及艺术倾向上也对小说进行严格的控制。此时期非权威的小说理论在对前述“典型化”理论的极端性、对立性进行纠偏的同时,其理论自身也与前者形成了“极端的对峙”。     

20世纪中国小说性爱叙事与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爱叙事,其中所体现的国家意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性爱叙事表现国家意识的功能方面有一个从写实到象征意味逐步加重的过程;在具体的国家意识表现中,存在一个从强调国家神圣到消解国家神话的过程;而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诗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繁荣,随着社会思潮和美学风格演变,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在诗意内涵和叙事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由前期的完整统一裂变为后期的多维杂存。叙事空间的裂变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演变逻辑相适应,是受到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诗化空间的裂变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是一种抵制僵化的现实秩序的方法,也是诗化小说应对现实和摆脱边缘化文体地位的叙事策略。     

回归自然:20世纪中国意境小说的思想流脉

意境小说的深层意蕴即情感根基是回归自然, 自然在意境小说中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环境, 更是一种道德境界即文化倾向。鲁迅是以自然对抗社会, 废名则削弱了意境小说的批判性的思想力度, 而没有社会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结构形式。沈从文将在鲁迅那里所表现的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以自然审判社会的精神进一步扩大、丰富, 其中既有平民意识又有一种反文化意识。回归自然就是回到内心, 意境小说就是心灵自由的呈现, 其文化本质是庄禅境界的现实化。意境是中国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具体呈现, 它将日常生活诗化、审美化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观的变动

20世纪初年 ,中国社会历史观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互助论 ,再到唯物史观的变动。中国人找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也就为国家和民族找到了根本出路     

20世纪美国的流派小说回顾

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促使美国小说横向发展,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的流派小说,早年的现实主义传统似乎要被逼出文坛了。但是,众多写作态度严肃而又卓有成效的小说家并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原则创造出来的。流派的众多,题材的丰富,艺术形式的五花八门,使美国小说的创作形成了空前热烈的局面。     

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扭结--兼论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层特征

对 2 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总体特征的一般描述中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特征的交织并存” ,应是最为流行的结论。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关联、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演变 ,似乎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现实主义的文化内蕴依然是决定实质的“体” ,新的表现方式、新的风格面貌并非都是源于对现代主义的借鉴 ;可以认定的借鉴成分也未必都值得肯定 ,即使应予肯定者也只是依附于现实主义精神本体的“用”.     

论20世纪初民营铁路资金若干问题

20世纪初民营铁路迅速兴起,而在其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的筹集。如何筹集充足的路资则是民营铁路公司一直绞尽脑汁的难题,民营铁路公司的倡办者和支持者们试图通过若干途径获得资本,甚至有的别出心裁。但并没有摆脱资金严重不足的命运,成为清政府出台"干路国有"政策的口实。本文通过对铁路公司的集款途径、股金的管理和利润分配作一描述,并讨论股金的管理的漏洞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