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态势及其取向

传统报刊管理体制弊端日显,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迫切需要。构成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宏观情境。考虑到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数量大、类型多样、情况各异、结构复杂．转制将根据报刊出版单位性质和功能的差异分期分批进行。加快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进程。实现改制工作的“软着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维护员工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领导管理体制和法人治理结构;科学设计内部制度体系,实现规范化运作;综合考虑非时政类报刊的差异,允许转制模式多元化;减少行政干预,尽快落实相关优惠和配套政策。     

我国环境侵害概念的功能主义审视

在我国,环境侵害概念存在“环境利益损害论”、“人的利益损害论”以及“综合论”之争.从环境侵害概念旨在统合危害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种人类行为以及使环境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这种“划界”功能来看,环境侵害概念宜采用“环境利益损害论”.环境损害是“对环境各要素的侵害”,不包括以环境损害为媒介而造成的人类利益的损害.     

坚持正确的科学期刊改革方向——兼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最近,上级某部门出台了《关于报刊编辑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其初衷是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使我国的报刊出版单位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潮流健康发展。然而,该文件的出台,引起不小的震动,也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及担忧。     

体例设置中的自我定位——《东方杂志》（1904-1908）舆论理念考辨

作为月刊“选报”的《东方杂志》,如何在以日报为主的大量报刊与读者之间扮演好舆论“传输者”的角色,其间的信息中转与过滤作用绝不应受到忽视。处于“原报刊”与读者两极中的《东方杂志》,势必受到这种“源头”与“流向”的影响。考察在于此二者作用力之下《东方杂志》的自我表现,有助于透视这份近代重要报刊的办刊理念。     

传道·授业·解惑——浅议出版业的教育功能

出版事业与教育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微观来看 ,学校教育离不开出版业 ,因为各级学校所用的教材和课外学习资料都是由出版单位提供的。从宏观来看 ,人们知识的拓展 ,劳动技能、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提高 ,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都与出版业有着一定的联系。出版业在“传道”、“授业”、“解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第一 ,“传道”功能。出版业通过其劳动产品———出版物影响和改变读者的思想 ,并通过影响和改变读者的思想有力地影响其行为 ,这是出版业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出版业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文化事业 ,出版工作者…     

关于名誉权法律保护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形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自《民法通则》实施以来,过去很少诉讼到人民法院的损害名誉权案件日益增多,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类案件,尤其是涉及新闻、出版单位的案件,     

报刊可视性及可读性要素研究

文章提示和分析了报刊业界在可视性及可读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改善报刊可视性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字号、颜色和印刷质量问题；提高报刊可读性则应从四个方面继续提高水准，即内容客观真实、文字简练易懂，观点富有启迪性和具有个性特征的文风和报刊风格。特别指出忽略读者的利益和意愿是报刊的自杀行为。     

论维新报刊的政治舆论功能

维新报刊在其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了舆论先导的政治功能：维新报刊是政治变革的“喉舌”,是监督政府、议论朝政的舆论利器,向读者宣扬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展。     

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应然范围探讨：基于数字社会的场景

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应与数字社会相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精神损害，且个人信息权益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度淡化“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要件，降低证明标准。数字社会的个人信息具有显著的财产利益，如个人信息处理者擅自利用个人信息，个人将遭受个人信息财产利益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往往具有潜伏性、未知性等特征，如个人未来遭受实际损害具有“客观合理可能性”，应将个人为防止未来损害发生所支出的预防费用纳入个人信息权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以契合数字社会中风险规制的需要。     

“经济人”假设的双因素分析

“经济人”利益具有双因素 ,即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基本权利 ;“经济人”涵盖十分广泛 ,不仅局限于纯经济领域 ,而且在广义上也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者 ;对“经济人”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 ,以克服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 ,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维护 ,损害他人的行为得到抑制和禁止 ,实现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以刑制罪:“宽口径授权”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规制

我国刑法上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并不包括非法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而实践中经常发生非法滥用“宽口径授权”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此类行为因严重侵犯个人信息自主权和公共安全而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非法滥用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虽然属于合理授权的范围,但如果将获取的个人信息用于牟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并且造成严重损害即属于犯罪行为.在刑法没有将此类行为直接作为犯罪行为作出规定时,并不意味着此类行为不具有可惩罚性,在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可以合理地适用“以刑制罪”对“宽口径授权”情形下滥用个人信息造成严重损害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必须严格遵守运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公司恶意逃债的司法救济——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

公司恶意逃债行为是一种具有隐蔽性、多样性、社会危害性大的违法行为。其不仅损害公司利益,还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只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才能有效地制止并制裁公司恶意逃债行为的发生。     

读者观念和读者心理

(一) 除了日记,流自笔端的文字总是给别人看的,这个“给别人看”的观念,就是读者观念。各种新闻报道,对读者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读者看新闻报道一般都是浏览、选读,所以新闻工作更要牢记自己的作品是“给别人看”的,更要有读者观念。中外新闻工作者都重视读者观念。英国《世界新闻报》编辑说:“报纸关心的是吸引最大量的读者,从而吸引(可以获得)最高利润的广告生意。至于新闻道德,从来就不应该当作一回事。”①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某些资产阶级报刊搞唯利是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当然不能这样。但是,对于“吸引最大量的读者”这一点,我们却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实践证明:打动读者,从根本上说要靠手中掌握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如果不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就接近不了读者。“接近”尚难,何来“打动”?所以,我们的报纸刊物同样需     

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及其推定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财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夫妻共同债务能否清楚界定对于债权人与婚姻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夫妻共同债务而言,现实生活中一般存在两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一种是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另一种是夫妻一方与第三入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防止这两种违法情形的发生。应实行夫妻共同债务的“双重推定规则”。     

整合“澳门人”:《镜海丛报》中文版的地方意识

尽管中国境内第一种近代报刊诞生于澳门,但是70多年后这里才出现中文报刊。那么澳门中文报刊发轫之初是如何面向本地社会的?针对这个问题,专设有"本澳新闻"栏目的《镜海丛报》中文版比《知新报》更具研究价值。据称为澳门第一种中文报刊的《镜海丛报》中文版,本身就是为回应19世纪后半期居澳华人人数激增、华人转归葡人政权管治的新局面而诞生的。它用中文吸引华人读者,力图打破华、葡隔阂,把华人纳入"澳门人"这个概念,营造一个新的既包括葡人又包括华人的以澳门地方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共同体。     

卢沟桥事变与读者读报反响

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国内主要报刊的报道较为详尽。面对国难，报刊读者对于卢沟桥事变的阅读、思考与态度虽然有时空上的差异，但焦灼、愤恨的心情却较为相似。在“和”与“战”方面，读者的立场也有分歧，但随着战火的延烧，尤其是随着平津沦陷和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卢沟桥事变的报道，使许多读者逐步认识到抗战救国乃是必然的选择。通过政界人士、传统士绅、学界人士的新闻记载和事后回忆，我们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探析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影响。     

《爱的葬礼的》语言文字使用问题

胡乔木同志给周扬、张光年的信中(《中国语文》1982第2期)中指出:“(语言文字工作)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和编辑出版工作,文化水平的一种表现,并且对读者、作者自己和后来的作者、编者影响非浅,所以值得注意”,不能不要求“细节上的完美”。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说,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不仅“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     

农村代课教师的利益表达机制及权益维护研究

农村代课教师是在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形成的教育群体,作为教育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在社会资源重组过程中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面临着迫切的利益诉求和维护.所以应在明确代课教师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现有利益表达渠道、扩宽新的表达途径、完善相关法律支持和行政监督,努力健全农村代课教师的利益诉求机制,以达到维护农村代课教师的合理权益,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正义的目的.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