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唐代李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文章通过李绛、李程、李憕、李汉、李夷简等五个家族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的整理研究,对唐代李氏科举家族进行初步的考察.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明朝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钱茂伟教授撰,中华书局2014年6月出版。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一经传家的区域文化性——以明代宁波鄞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宁波镜川杨氏是一个持续几十年位居全国首列的科举家族,他们以《易》经传家,受此影响,宁波城内的陆氏、李氏、张氏、屠氏、章氏、董氏、戴氏等近百个进士家族,均以《易》传家。治《易》经的鄞县进士,占据了明代鄞县进士百分之六十以上。鄞县如此集中攻读《易经》,区域色彩如此之强,这在全国是相当稀见的。杨守陈编纂的《易》学作品,影响了鄞县其他家族,乃至影响整个浙江。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

作为日本科举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宫崎市定通过确立东方朴素主义民族与西方文明主义社会对抗转换的观念,强调要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来加以认识,认为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与此同时,宫崎市定亦站在建构世界文明史的立场,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指出要以科举研究为突破口来研究世界文明大势下的中国社会。宫崎市定的科举评价尽管强调要还原到中国自身的立场,且必须公正地评价科举制度,但是亦潜藏了以中国为工具来论述现代日本的合理性的根本意图。     

试论流坑董氏家族教育的科举性与家族性

本文从流坑董氏家族教育的科举性和家族性两方面探讨了其教育的特殊性及表现,具体包括教育内容、阶段、方法、师资、资源、管理等,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流坑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论明代中叶的皇权之争

明代土木之变后,统治者在解决皇位继承问题时,出于抵御瓦剌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变通办法。这种办法违背了封建统治的的基本要求,客观上造成了最高权力不够集中的局面,从而导致了长达十几年的皇权之争。此后这种斗争日趋激化。直到天顺中期,随着最高统治权绝对集中的局面再次出现,这场斗争方始告一段落。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金代皇室教育

金代作为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教育吸收汉民族教育模式,同时又极具民族特色。除了建有正规的汉、女真两大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非正规的皇室教育形式,即对皇太子、皇子及皇室宗亲子弟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将皇族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以巩固女真政权。本文从金代太子师保傅教育,皇室教育方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对金代皇室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