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词的写境与写情——兼谈其“堂庑特大”

正中词向来为论者所重,其写情善以深挚缠绵之笔出之,而多有凄清之况味,所谓"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其写境则以凄寂迷离,淡雅蕴藉为主,语多简淡,境多含蓄.同时正中词在词境的拓展上也有一定之功.     

屈原作品“沅湘”一词考释兼说《怀沙》与《离骚》的创作地点

学术界传统说法认为屈原作品中“沅湘”一词指的是沅水和湘水。而作者认为“沅湘”这一地名,不是指沅水和湘水,而是指屈原的被放地江湘会流处一带。屈原正是在这里创作了《怀沙》与《离骚》。     

《莺莺传》写作时间的再探索——兼答尹占华、程国赋两位先生的商榷

关于《莺莺传》的写作时间 ,历来就有贞元十八年九月、二十年九月和永贞元岁九月三种说法。笔者曾撰文力主贞元十八年九月说 ,近日尹、程两位先生质疑拙作的这一观点 ,本文依靠新证旧据 ,回答两位的非难。     

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

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是唐宋词的极盛阶段。作为第一个颠峰,其标志是出现了变革词风、扩张词境、提高词的文化品位的苏轼。他一改艳科娱人的旧传统,全面向“诗”的道路回归,抒怀言志,使词深深浸润了士大夫文人的雅致。另一个标志是接受、改造并再发展传统的周邦彦。他专心于章法、语词、典故、声韵等纯艺术的精整完美,建立了可以供人借鉴效法的一套规范,化天然作人工,故号称“集大成”。这两者都给词的继续高度繁荣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萧红“不幸童年”的辨证——兼谈其成人后生活模式来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于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童年家庭生活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较为广泛和定型的舆论是,她有着恶毒的父亲,缺少爱的家庭,为着与封建家庭的决裂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并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推及反抗一切压迫者,因此成为抗日文学的旗帜。这样的论证前提就不够扎实,即萧红的童年、家庭并非恶毒无爱的封建家庭;论据也不够充分,即萧红是个被祖父娇惯坏了的任性的小女孩的一面都被研究者们所忽略;抗日文学的旗帜这一结论也自然有失偏颇,无法涵盖萧红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因此,要更准确、深刻地认识萧红的文学成就,需要对萧红不幸童年进行重新梳理和认识,还原一个聪明、任性、执着追求生命能量自由挥洒的青年女性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立论,探究其成年后文学创作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根源。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答陈湛若先生

由於讨论“红楼梦”而引起的有关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问题的论争,显然已成为这一年来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争论问题之一。迹一争论,我认为是极有益,也是极必要的,因为它所牵涉到的问题都是一些都关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关键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於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一定是会有帮助的。但也正因此,我认为:关於这一问题的争论,目前是还不易一时即行完全得到结论的。因为它牵涉到的范围,就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就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读后散论——兼与《<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教学后记》的作者商榷

朱光潜先生所总结的一条创作规律 :“诗词是通过所选择的典型情结来烘托生动具体的气氛和情调的”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我们应有历史主义情怀 ,正视时代特点 ,知人论诗 ,不以现代认知经验去图解古人的思想 ,评说古人的行为。本文认为《〈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道〉教学后记》的作者的观点有矢偏颇     

悲情的儒、道、佛出路——论《红楼梦》首回神话主宰人物的寓意

《红楼梦》首回所写主要人物中的女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警幻仙子五人是虚境中的人物,也是总领性人物,其名称本身就有象征性的意味。分别讨论这五位纲领人物名称的寓意,并联系首回虚实两境全部主要人物,全面探求作者寄托于人物名称上的主旨寓意,发现作者意以佛、道、儒三家思想解决具有浓烈悲剧意味的人"情",使"情"纲在归于"青埂"无地的幻境外更有现实的归属。     

丘逢甲给谢颂丞的一首赠诗——兼谈丘、谢的交谊

四十年来好弟昆,一回相见一销魂。少时文酒东风梦,故国旌旗夕照痕。黄鹄几时予我翼,青山它日访公墩。茫茫沧海雄心在,夜半闻鸡舞逖琨。(癸卯六月,颂丞表兄再访予鮀浦赋此奉政逢甲) 这首诗,情真意足,韵味深远,是丘逢甲诗作中的佳构。可惜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一九八四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均没有收录。它保存在谢颂丞的《小东山诗存》之中,丘逢甲的侄孙女丘秀芷的著作《剖云行日》还刊出了这首诗的墨迹。它是丘逢甲所作,可确信无疑。     

近年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综述——兼谈仓央嘉措的族属及其它

第六世达赖喇嘛洛桑仁青·仓央嘉措,以其在西藏政治史,宗教史和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受到许多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82年,由黄颢、吴碧云同志编纂、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一书,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近年来,我国藏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研究继续成为“热点”,吸引着许多研究人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意义及前景

作者以较新的资料论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新的议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提出的背景;探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及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展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认为:在年月上旬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会议上,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在年20011110+110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首先体现了中国和东盟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双方睦邻、互信、合作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它必将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前景,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东盟新型关系的一大创举。尽管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合作双方树立起坚定不移的信心,就能够排除干扰,实现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社会主义构想及实践的反思——兼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

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构想和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现实中进入社会主义的却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照搬了马克思设想的建设标准,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这种体制的矛盾和弊端逐渐显露,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是落后的国家长期进行建设的正确选择。理论和实践的偏差使改革成为必然,而在改革的浪潮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随俗”与“反俗”——论黄庭坚词的创作及特征

<正> 黄庭坚以诗名世,号为宋诗代表而与苏轼并称。其词成就虽不如诗,但亦颇受世人推重。晁补之称许黄词“高妙”(吴曾《能改斋漫录》),陈师道谓:“今代词手,唯秦七(观)黄九(庭坚)耳(《后山诗话》),李清照推山谷为北宋知词四家之一,苏轼赞赏其“清新婉丽”(《能改斋漫录》)。后世词家和论者也多有褒扬:或云“精妙可思”(先著《词洁》),或日“清迥独出,骨力不凡”(黄蓼园《蓼园词评》),或称“妙脱蹊径,迥出尘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今天,当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重新审视、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两个立场与两条路径——兼与谢宇、贺雪峰教授商榷

当前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已经分化为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场:一是学科规范立场,主张把中国作为工具,目的是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一是民族国家立场,主张把中国视为目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只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工具。这两种立场偏执其一,各有不足。如何对待量化统计方法,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以英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为例,可以说明英国社会学如何在处理与异质性的统计学传统的关系中生成自己的学科主体性,最终表现出"反量化"取向和"通识学科"定位。突出人文性和突出科学性,将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两条路径,但二者并不必然对立,完全可以把理解中国经验与推动学术规范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

历史往往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中国古代诗文的发展轮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它的转向,确切地说,是从汉末开始,至齐梁变其本而加其厉,并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基本态势,这突出表现在抒情方式、抒情技巧以及创作倾向等方面,由此而形成一     

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掀起了两次文学革命的浪潮.1898年前后的晚清文学革命是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耻辱所激发的,其中的"小说界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小说,赋予小说空前的政治功能.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若干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拥清或反清界限分明,部分作品留下了受近代文学革命影响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缘于日本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浪潮."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思想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发生变异.为了抗战需要,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深刻影响了抗战小说创作,但各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抗战小说在坚持"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和为政治(战争)服务的大众化立场上各有偏重,其或是缘于作家的自觉追求,或是受政治因素的制约.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也谈动量词“过”的产生及发展——兼与金颖先生商榷

文章详细考察了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产生和发展的历时过程,认为动量词作为一个词类系统,其产生并不是＂齐步走式＂的同时出现,动量词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典型与非典型的差别。真正意义上的动量词在汉代就已经产生,包括动量词＂过＂。动量词的产生有其具体的语言环境和动因,即表义的模糊性和汉语语法系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