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

在18世纪的英国，趣味成为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审美判断的特殊能力。休谟的美学同样是围绕趣味这一概念展开的，并且在新的哲学体系中，用情感和想象的规律阐述了趣味的内涵。然而，休谟由此也面临着与同时代美学家一样的问题，即趣味判断是否具有客观性。面对这个难题，休谟写出《趣味的标准》一文，其中他既坚持趣味的情感属性，又求助于理性，这导致他把趣味判断转化为理性认识或事实判断，最后把趣味的标准定义为正确的理性认识所需要的一系列品质。这虽然保证了趣味的客观性，但却背离了审美判断的本质。同时，休谟仅关注事实意义上的标准，忽略了价值意义上的标准，因而没有完全说明趣味差异的根源。不过，他的哲学仍然为弥补这些缺憾提供启发，即理性认识可以确定事实意义上的标准，情感可以解释价值意义上的标准。     

审美趣味的演绎与变迁——兼论布尔迪厄对康德美学的反思与超越

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一改古希腊以来的审美传统,引发了美学领域的巨大变革:一方面,"美学"成为独立专门的研究学科;另一方面,思想家们自美的研究转向了针对自身或者群体的"审美趣味"的思考。在此背景下,布尔迪厄批判康德阐述的"趣味判断"及其契机,尤其针对其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观念,突出了以阶级阶层为核心的"趣味区隔"、以场域为架构的"主体性趣味",旨在建立"科学的社会学"。但是,布尔迪厄以社会学理论来阐释审美趣味,把审美等同于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文化产品,也产生了把美学视角和审美的超越性排斥在外的问题。     

“趣味”与“深度”——朱光潜、杜夫海纳批评理论之比较

朱光潜与杜夫海纳在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上多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批评任务上,朱光潜以审美性的趣味培养为旨归,提出"不即不离"等美学理想,批评成为锻炼审美能力的应用美学;杜夫海纳则认为批评追求的是认知性的意义探寻,作为主体的批评家应该以自身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实现自我的完全呈现。在批评标准上,朱光潜标举符合"纯正的趣味"的审美标准,杜夫海纳则推崇体现意义完满性的"深度"。"趣味"与"深度"并不相互排斥:审美对象带来的审美感觉的充实性可以使我们的情趣得以形成,以臻成熟;"深度"可以说是在"趣味"基础上对审美经验、文艺批评的"深度"要求,即在认识艺术作品深度的同时认识自我,自我的存在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不仅开放审美的我,也要开放伦理的我,认知的我。     

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旅游的启示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提出趣味（即审美）塑造生活康健的人,这与以审美为本质的当代旅游塑造和谐的人有着一致性。他提出的“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趣味有高等和下等之分等论点对当代旅游中忽视旅游文化性和审美性、不能有效满足游客的情感需求和求趣需求、对一线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教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休谟对理性主义道德论的反驳和情感主义道德论的建立

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休谟反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观点,通过详细的论述系统的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对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说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他从对理性的批判开始建立自身的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道德感和同情学说为辅助的道德哲学体系。休谟的同情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它确立了社会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特点。     

审美标准两个维度的断裂——论休谟美学审美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休谟美学中的审美标准有绝对性与相对性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了鉴赏标准的乌托邦想象,后者则彰显了休谟对审美趣味多样性的认同,休谟未能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张力因而两者处于断裂状态。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克罗齐艺术批评本体论

克罗齐把艺术即直觉归结为感性认识 ,把艺术批评归结为以人生阐释为内容、以知觉判断为形式的理性认识。在他看来 ,认识促成并指导实践。艺术批评从根本上具有一种对于人的活动的建设性意义。正是立足于建设性 ,克罗齐把批评看作确认真知的批判性思维 ,思想成果的历史性积累 ,艺术趣味的成熟化过程。     

论梁启超"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 "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重新审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自从元伦理学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被认为是价值概念的基础。以“是”为述词的判断形式和以“应当”为述词的判断形式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当代哲学的这一认识来源于休谟。但休谟是在一种道德文化转换背景下意识到这种区分的,当现代哲学家把它看成是价值研究的基本前提时,就取消了价值存在的本体,从而把价值看成是对主体自身态度的表达。新自然主义提出区分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认为价值与社会事实内在相关,我们认为,新自然主义的这一认识揭示了价值的源泉。     

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的当代美学观照

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以媒介文本为载体,以媒介受众为核心,以媒介体验为旨趣,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倡导并颂扬大众文化的创造性、能动性、反抗性,甚至一味为大众文本的浅白性和贫瘠性而辩解,强调大众鉴识力是对现代美学霸权的拒斥和抵制。菲斯克这种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固然有着某方面的进步意义,但其对大众趣味的过分迎合,必然导致高雅艺术的困顿和审美价值的缺失,使得大众逐渐失去对精英文化和审美艺术的鉴赏力。因此,当代美学语境之下,重新反思菲斯克对趣味判断的拒绝,重新评估审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就显得不可或缺。     

略论休谟的美学思想

大卫·休谟(1711—1776)是英国经验派哲学家和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以及《论怀疑派》等。休谟主张用“哲学的精密性”来指导美学。他的哲学观点主要是受洛克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并对经验作了趋于主观的解释,从而走向怀疑论的极端。休谟的美学观点从属于他的哲学观点,必然侧重在对经验的主观解释。     

论审美趣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交互式建构

审美趣味在个体精神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分别显现出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特征。趣味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存在交互式建构的关系,个体的趣味努力突破个体精神的牢笼,趋向社会性,使趣味成为审美交流的方式;趣味社会性所包含的共同范式和普遍标准,又会深刻影响个体趣味的成长和演变。趣味在个体性与社会性交互建构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批判和权力博弈,逐渐沉淀为相对固定的、可供传承的文化趣味。文化趣味综合了趣味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有助于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打破审美壁垒,建构既符合审美规律、又顺应社会文化发展的审美文化生态。     

"滋味说"与"趣味批判":以味论艺的中西比较

中国先秦、西方古希腊时期都已开始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味来阐释艺术现象。齐梁之际的钟嵘秉承一以贯之的以味喻艺的传统,提出“滋味说”,将味纳入美学领域;西方则在16世纪开始广泛讨论趣味,经由“古今之争”的推动,将趣味作为艺术学科的基础概念,才使趣味进入美学。中国美学直接将味引入审美领域,而西方则在剔除趣味感性意义的基础上使用它;“滋味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新的生发与丰富,“趣味批判”一方面为美学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因与启蒙思潮相联系而具备着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略析休谟道德起源论的情感主义特征

文章试图对休谟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的情感主义方法做一分析 ,认为休谟在运用同情或情感类推这一实验推理方法上有其独有的理性和机制上的特征 ,休谟以个人价值构成的社会化即情感类推的理性功利机制来阐明道德的形成 ,并以此消解个人与社会及阶级矛盾 ,这一情感类推、泛化的情感主义方法为后来之功利主义者继承与光大 ,并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借鉴意义。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