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晚清私寓的戏曲传承活动

晚清私寓是戏曲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它既是一种培养艺人、传承戏曲的组织,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娱乐性,形同歌楼酒馆。私寓弟子演戏之外,亦凭借自身姿色,兼营侑酒等娱乐活动,同时具有倡、优两种身份。因而,与普通的科班、戏班等传承组织相比,私寓在弟子的来源与选择、培养方式、师徒关系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色,并对后世戏曲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分析——以晚清翻译文学为例

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由于晚清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因此可用来验证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但通过对晚清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所处的位置、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分析,笔者发现多元系统论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没有真正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没有对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分析,因此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一大关捩”：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及其诗学观念转变的多重面向

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弥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而龚自珍、魏源以他们所保有的“今文学”价值体系生发出一种批判诗学,形成了批判与干预社会现实的诗学价值立场,确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面向。     

晚清湘人入黔与贵州政治及文化之发展

晚清时期湘人入黔频繁。入黔湘人在平息社会动乱、维护封建一统、强化社会治理、复兴文教、推动新政和方志编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入黔湘人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在晚清的贵州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改变了贵州旧的思想观念,推动了贵州文化快速发展,对晚清贵州优秀文化品格诸如开放与兼容并蓄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湘人入黔,是省际人才流动的重要表现,对区域文化发展贡献巨大。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将“传达者”的官报传播模式,改造为“启蒙者”的现代化传播模式,重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此,政党与传媒携手,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其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     

晚清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戊戌维新时期,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国人掀起了自办报刊的热潮。维新派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借助报刊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之害的文章,发布湖南不缠足会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不缠足会的相关情况,刊登＂印送不缠足歌＂及＂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广告,从言论、报道、组织及广告等多方面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不缠足思想和不缠足运动的影响范围,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以戊戌时期的《湘报》为例,我们对晚清时期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亦可管窥一二。     

会党与晚清湖南时局

在中国会党史研究中,湖南会党应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部分。晚清湖南政局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会党与近代湖南时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会党在经历着自身的百年嬗变的同时,也影响着近代湖南历史的百年变迁。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崛起特殊,构成复杂,分化缓慢,涉足范围广阔,社会影响深远.这个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和乡土社会的变迁,而且不断地瓦解着晚清的国家政权,影响着清政府各种制度的变革.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清文学,抑或是近代文学?——从晚清七十年间文学的命名说起

关于晚清七十年间文学的命名,自上个世纪以来几经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前通常称之为晚清文学,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称之为近代文学,九十年代以来或称近代文学或称晚清文学,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5年以来,又有以晚清文学代替近代文学的趋势。这一时段文学命名的变化,既有着复杂的时代政治发生变化的因素,同时又有着文学观念发生变化的因素。     

晚清小说塑造现代女性的理想目标——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例

本文旨在提取晚清四大期刊小说中有关女性叙述的文本资料,从晚清文学作品塑造女性新形象、新品质(包括被赋予新内涵的旧式女性)、以及晚清男女两性在对女性问题思考的不同出发点和侧重点入手,分析晚清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审视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小说关于女性的想象与表述。     

由传统中发现新变——“今文学”与晚清诗学演变之关联考察

"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晚清相关诗学家与诗派的诗学演变也体现出与"今文学"发展较为相似的对应性进程。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民族化与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民族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所作的历史考察及个案分析,认为中国文学观念在经过晚清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后,已开启出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功利文学观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文学观两种与传统文学观念迥异的发展理路,而这恰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客家土楼与儒商关系考论——以福建永定黄氏家族为例看晚清客家商人的伦理精神

福建客家土楼"五福楼"和"永隆昌楼",为道咸时期靠烟草生意致富的黄氏家族所建。楼内存留的对联、寿屏等文字中体现出的士商身份的交融,是晚清士、商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趋于一致的表现;"行善积福"的观念,体现出烟商价值认知的"儒化"倾向;于家族及商道中推崇"和"的思想,是客家宗族观念的表现。从细节阐释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考察客家土楼的文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审视晚清客家商人的思想状况。     

“铁门之城”是如何锻造的 ——晚清基督教在湘传播缓慢的原因分析

基督教是近代湖南社会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但19世纪后半叶它在湖南的传播遭到了湖南民众顽强的抵制。这与当时湖南民风朴实,相对封闭落后;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的影响;地方官绅的极力反对以及迭次教案激起社会的巨大反弹和抵触等不无关系。基督教的这种遭际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代湖南社会的保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