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贸易(如政府控制的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边防驻军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流形式,也是明代南北方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对这一特殊形式的异地经济交流及商品贸易往来联系的探讨,以期对明代官方市场需求给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因地理位置、气候的关系,明代西北地区是江南丝棉织品的一大用户。顾炎武在《日知录·纺织之利》中说:“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论李梦阳的人格特质及文学创作

李梦阳多负气节,为明代"前七子"领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受陇右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梦阳表现出执拗个性、刚正不阿,崇尚气节、敢于担当的人格节操.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关学品质,具体表现为:(1)极力弘扬儒家的文学教化功能;(2)以复古求新变,达到提升士人精神的目的 ;(3)尚情贵真,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传承"工部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淳厚闳伟、刚毅强奋的风格.李梦阳以秦人而为"秦风",其诗中描写了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等,均与明代中原、江南士人不同.凡此,显示出特定地域文化对作家人格心性的深度制约和影响.     

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

由于长三角城市群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区被规划的,在长三角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的同时,其作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的后遗症也日益突出.城市群建设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复杂的巨型发展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科学的发展理念或文化枢纽,而长三角区域内历史形成的江南文化传统,无疑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而言,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江南文化研究是应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巨大的现实需要而兴起的一门新的经世之学,只有通过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联系机制的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创新,才能为长三角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提供必需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葛洪言行观综论

近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历史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走向是语言(学)转向,即转向语言(分析)的时代,这也成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关注。同时,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行为特征。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是其思想体系的实体;其构思的哲理基础是思想家对于知识论和真理观的体认;而其思想的形态和特色则受到其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的规范。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突出表现在对言行观的关注上。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对言行观作了深入的讨论,秦汉魏晋士人继承了这一关注,这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有所展现。在言行观方面,葛洪提出了重言、慎言以及言重于行等主张。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从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说起

继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之后,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伊斯兰教作了新的阐释和译介,出版了一批新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文章认为,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的这种文化自觉不仅表现在解决教内的问题及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而且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社会、其他宗教的误解和挑战,同时希望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     

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清末民初新式知识分子择业面相分析

清末民初,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职能部门日益增多,职业格局呈现一种立体、复杂、多变状态。毕业于学堂的新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在择业上,也呈现一种多样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立足自己专业的职业选择;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的职业选择;或是基于个人兴趣来确定自身发展的选择;又或是从传统价值观出发的择业,等等。择业原则的多样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流浪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都曾在灾难中经历流浪和漂泊 ,但现代知识分子在流浪中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具备了自由性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来源于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留学,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工农劳动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相比较,有其自己的特点.五四以后三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历史道路.探索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所经历的历史道路,可以清晰地展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机械化到工业社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内涵的阐释

所谓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包括三个层面:机械化生产、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然而,为学术界长期忽略的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就对工业化的这三个层面作了明确阐述。在20世纪30年代以至抗战初期,大家对工业化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指作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机械化"。但是,抗战时期,尤其是自1943年以后,这种思想态势出现明显变化。首先,许多论者开始热衷于从整体经济变革角度全面阐释工业化概念。他们把工业化视为包括工业、农业、矿业、交通、金融等各方面的整体经济变革。在从整体经济层面全面阐释工业化概念的同时,自1943年以后,知识界又开始从整体社会变革层面认识工业化问题,并明确把工业化与整体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提出了"工业化与社会改造"命题,亦即今天所说的"工业社会"。从机械化、工业经济到工业化与社会改造,知识界对工业化的认识步步深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工业化理念的全面深化。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探讨

生活于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议论,其中往往透露出基于学术——政治二元对立思维的学术本位意识,其政治社会关怀则通常呈现为“刺激——反应”模式下的被动状态,从而使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处于学术——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