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执法效率的经济分析

以经济分析为方法,通过构建行为模型并以行为模型为基础,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政策选择进行分析研究,以清楚认识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提高执法效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环境违法行为会对影响预期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因素做出反应,在环境行政执法中这一因素主要是行政罚款.个人行为模型和行政行为模型显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的症结在于行政罚款中忽视制裁率问题,并导致行政执法不能产生较好的预防环境危害行为的效果,也导致社会福利的减损,使行政执法的社会效用不能最大化.最优的环境行政罚款政策应考虑罚款数额、制裁率和环境危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行政责任归责标准、风险偏好和边际效用也会对最优环境行政罚款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公众参与——遏制环境行政违法执法机制初探

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违法执法问题.为了提高执法水平,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环境利益,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对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研究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有序转化,对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联动,强化环境刑事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环境污染证据提取的专业性和及时性、环境污染证据的客观关联性,是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学理基础.由于受行政违法与犯罪二元立法的影响,当前我国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诸如部分环境行政证据转化后找不到对应的刑事证据种类、环境行政取证难以满足刑事诉讼要求、证据转化审查形式化等.通过落实"应移尽移"原则、分化对应证据种类、规范环境行政取证程序、强化证据转化审查力度等方式,可以破解上述问题,实现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有序转化.     

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经常、最普遍的管理活动，严格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由于历史、现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行政执法工作存在诸多问题，违法执法案件层出不穷。理性分析现有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并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于实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权自我规范下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是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行政权力的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将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的视角从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转向行政权力运行的内部环境。从行政权自我规范的视角防范行政风险,首先要加快行政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其次要创新行政执法形式,摆脱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格局,还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内部责任机制,加强对行政权违法行使的监督力度。只有将预防和规范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将行政权自我规范的优势凸现出来。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行政法治建设

行政法治建设滞后是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深入分析东北地区行政法治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营造良好的行政法治环境必须树立的现代理念以及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方面需要采取的措施。     

论“违法反弹率”对行政执法评估指标的完善——以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三年执法大数据为例

自2004年中国首部法治蓝皮书发布以来，法治评估成为我国官方与民间普遍关注的议题，而其中行政执法是法治评估的重点内容。时至今日，总结行政执法评估实践，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法治政府评估" "地方法治评估" "法治指数"，还是微观层面的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均或多或少存在着重定性轻定量、重过程轻实效、重形式轻实质的缺陷。在"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要求下，现有的行政执法评估显然无法对政府的行政执法实效进行客观考评。因此，行政执法评估也应与时俱进，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利用行政执法案例大数据，对行政执法的实效进行评估，以实现对行政法治实质正义的评判。以环境执法领域为例，引入"违法反弹率"指标，不仅能从客观上评估环境执法的整体质量，进而分析不同环境执法措施的威慑力度，更能科学客观地评判比较不同地区的环境执法质量。"违法反弹率"指标既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又能对行政执法效果进行定性评价。纳入"违法反弹率"指标是大数据时代行政执法评估的发展进路选择之所在。     

论我国执法环境的改善

行政执法活动是执法主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行政执法环境,是指与行政执法活动相关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作用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环境因素,它决定了执法的质量和效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改善行政执法环境。     

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困难与对策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是保证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得以贯彻与执行的行政行为。随着经 济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执法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分析了当前环保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其原因，认为我国的环保事业起步较晚，全民环保意识不强、保护和执法成本远高于破坏和违法成本、传统的属地管理原则、环保部门法定权限 薄弱及环保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是当前环保执法困难多的基本原因。本文就如何强化环保执法力度，提出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与法制观念、增强环保执法权力和能力、加强法制和队伍建设、完善科学考核体系、健全监督体系等对策。     

行政违法理论的再梳理

从历史发展的线性来分析,行政违法形态应当分为三类:行政职权的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程序的违法;这三种行政违法形态的顺序是逻辑的和不可变更的.此理论既符合理论上简洁精致的要求,也可以适用到司法实践中,从而节约行政执法资源和行政审判资源.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一个比较的分析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行政程序违法的判断需以科学界定"法"的外延为前提,同时应充分考虑行政执法的实践.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灵活处理而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结果,乃是域外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生态化研究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生,是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环境行政执法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不仅保障环境治理的发展成效,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我国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执法方式强制性色彩浓厚、缺乏良性互动机制,需对执法主体转变执法理念,进行环境执法的生态化革新。基于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困境,我们应扩大多元主体、转变执法理念、更新执法方式。要促进环境行政机构垂直改革,引入环境行政约谈,适用环境行政合同等柔性执法方式,兼以适用刚性的“党政同责”追责制度,刚柔并济推动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的生态化发展。     

四川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法律制度研究

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指旅游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定的行政管理领域内,适用旅游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监督管理的活动。我省旅游环境行政执法的主体相当多,分为四类,执法的依据的范围也十分广泛,这是由旅游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综合性决定的。社会监督是四川旅游环境依法行政执法的保障。旅游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在内的行政执法主体按照法定程序执法是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行使执法权的一种必要节制,是法律规定的职责,是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强制引产胎儿”事件引发的法学思考

结合陕西安康发生的"强制引产胎儿"事件,对"引产"进行了法理分析。认为:"强制引产"应属行政违法和行政侵权行为。强制引产行为的产生既有执法者主观方面的原因,如政治意识、法律观念、道德观念欠缺等,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一定社会环境中法制、经济状况的影响等。其中,执法者的"傲慢"和"偏见"是重要原因。就此提出了完善立法、依法行政、严格责任、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等建议,以解决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难题。     

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若干程序问题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但学界对此基本持反对立场。行政非罪化具有其合理性,出罪权的“诉讼过程”配置规律,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共同构筑了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正当性基础。针对行政非罪化案件的管辖冲突,应当根据冲突主体的不同,确立相应的解决规则。非罪化的前提是行为构成犯罪,对于行政非罪化处置程序中涉嫌犯罪的证明,应当根据主客观违法事实,将证明责任合理地配置给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同时,为了控制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权能,还应设置科学的听证制度、集体决定机制以及请示报告制度,以强化其内部控制。而在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情形下,行政非罪化案件与“另案”应当保持事实认定的一致性和法律处罚的协调性。     

论环境行政指导及其法律规范

环境行政指导区别于传统的强制型环境行政行为,它是社会现实变革、行政理念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行政指导是一种非强制性、以利益诱导为主的事实性行为,具有弥补法律缺陷、预防环境污染与破坏、协调各方利益的功能。现实国情下,环境行政指导法律规范的目标为规范环境行政指导权、发挥环境行政指导的应有作用,方向为界定环境行政指导的范围、规范环境行政指导的决策、确立环境行政指导的程序、提供环境行政指导违法的救济。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入《环境保护法》——以环境私权对环境公权的制衡为视角

面对当前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现实尴尬,在强化环境行政执行权的同时,应考虑引入公众参与和私权因素,以环境私权制衡环境公权。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是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恢复或生态修复等行政义务执行困境的间接行政强制方式,它是私权在公权中发挥作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执行的体现。从大陆法系各国(地区)行政执行制度的发展和行政代履行制度现有规定来比较分析,行政执行权都经历了从强化到限制的过程,代履行制度的完善需要私权与公权相互制衡。我国应以《环境保护法》修改为契机,完善环境领域的代履行制度,应统一明确规定代履行的主体、程序与费用保障,通过代履行基金的私法债权求偿与公法债权征收两种方式的结合来保障义务人对代履行费用的切实承担,以保障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贯彻落实。     

环境执法中引入环境非强制行政行为的价值分析

当前兼具灵活性和人性化特征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在环境执法中应运而生。平衡论为环境执法中采用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提供法学理论依据。环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与环境执法的结合正是基于环保理念和环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互融性、共通性的必然趋向。环境执法中采用环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适应环境问题综合性和环境违法案件的多元化的需要,引导利益主体实现动态平衡,调动全民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有利于降低环境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减少环境行政管理权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     

试论环境侵权行政赔偿

囿于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将环境行政赔偿与环境侵权行政赔偿区分开来,只关注赔偿因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现实中,除了环境行政机关之外,其他行政机关、国有公共设施等也可能通过环境介质损害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由于造成此类损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存在行政赔偿的可能。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回应。     

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法研究

目前,农村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环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职能以及农民参与权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农村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频发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因此,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必要的,并且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法律基础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的分析之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以农民参与权为基点,建议在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等方面吸收农民参与进来,以期实现对农村环境更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