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程度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医患信任量表可为测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科学工具。基于测量维度,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借用“人际信任”量表到 Anderson 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之后测量主体趋向多元化,建构起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内容框架图,使之逐步趋于完善;国内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量表开发多借鉴国外研究框架。基于测量对象,学界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经历了患者视角、医方视角、普通公众视角的转换。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医患信任测量研究需致力于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等方面。     

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郑州市5家公立医院的500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公立医院中医务人员视角下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与工龄和职称相关,工作10-15年之间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高,其次为工作5年以内具有初级职称的医务人员,而工作5-10年具有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低。现行医疗体制引发医患信任危机,医务人员的风险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其医患信任,加强医患沟通有助于建立医患信任。     

新时代重塑医患信任的本土化路径论析

医患信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的信任关系。现代医患信任应是生活世界中对专业医疗服务的专家信任、社会场域中对完善医疗保障的机构信任与心理场域中对和谐医疗环境的心理信任的集合体。我国三位一体的医患信任面临严峻挑战,受到诸多因素限制,新时代建设良性医患信任的本土化策略可从三大层面进行：重塑牢固和谐的专家信任与人际信任,新塑医患信任的微观基础;构筑平衡充分的机构信任与制度信任,完善医患信任的宏观保障;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信任与文化信任,锻造医患信任的核心气质。     

我国医患信任问题探析:因由与重建

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医患之间由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下降、医疗卫生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医患沟通不畅和医学职业道德水平下降,以及患者的不适当期待和违反自身义务等原因的影响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任缺失。因此,需要根据导致医患信任问题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重建我国的医患信任。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医患关系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当代乡村医患关系的优势,认为医患关系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历程,而是与信任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和乡村的医患关系是否良好主要基于医患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格信任与温情,医疗技术水平高低不是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现代都市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医院的等级越高,则制度信...     

患方对医方信任中的能力期望与道德期望——基于网络大数据与社会状况调查的实证研究

患者对医生缺乏足够的信任,是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期望角度看,患方信任中包含着能力期望与道德期望两个基本维度,分别对应着对医生的医术(妙手)评价与医德(仁心)评价。对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16日共52周的网络自媒体(微博、博客、论坛)文本大数据和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二者一致证明能力期望和道德期望均会显著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与能力因素相比,道德因素对患方信任的影响作用更大;即使考虑了医疗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道德因素的间接效应也不输于能力因素。这种对医德的格外强调,既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医生角色期待有关,也同市场经济下患者的"消费者赋权"及其对医患权力关系的重构紧密相联。     

春秋战国时期医患关系初探

医患关系是指医疗活动中医生群体与患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在疾病治疗领域,巫术的力量强大,巫者的存在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生的整体信任程度偏低。同时,影响医患关系的外因,除巫者以外,诸侯国间的邦交关系亦为其一。医术高明、疗效良好是医生博取患者及其亲友信任的关键因素。传世文献显示,富贵患者多是医患关系的主导者,他们已有择医行为,常因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轻视医生。医生尚不具备职业权威,患者及其亲友对医生的信任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评判或疗效。医生缺乏责任容易引起患者及其亲友的不满。患者对医生丧失信任,是医患双方滋生矛盾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还存在着交换关系,诊金的数额能否控制在患者的支付能力或心理预期以内,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之一。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社会医疗保险参保居民对医生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密切相关。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信任理论,运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居民对医生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看病点整体医疗条件满意度均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仅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个人社会地位仅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因此,应从提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医疗条件、加强医疗卫生领域正确的舆论引导工作以及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门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门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方便样本法对安徽某省级三甲医院门诊离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非首次就诊、感知到医疗服务过程尊重、对医生群体信任度高、系统整体信任度高对医生信任总分、仁爱、技术维度有正向影响;医疗环境得分高对医生信任总分、技术维度得分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认为医患关系是主动—被动模式的患者,认为医患关系应为指导—合作模式、共同参与模式的患者在仁爱维度得分更高。医疗机构层面应优化就医环境,注重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社会层面应促进对医生群体的信任,提高对卫生系统的获得感。此外,要引导患者参与诊疗过程,正确认知医患关系。     

网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和模型研究

针对网络环境中信任缺失问题,阐述了网络信任的概念和重要性;重点分析了网络信任中主体意愿、关系人特征及环境因素三方面影响因素,进而描述比较了研究网络信任的理论模型、实体模型和实证模型;最后提出了网络信任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医患关系、健康水平与医疗经济负担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三期数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省级宏观层面数据和互联网搜索指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医患关系对患者个体层面的健康与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的影响，分析医患关系对患者健康和医疗经济负担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1)医患关系的恶化会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加个体的医疗经济负担并显著提升总体的医疗费用支出，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医患关系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收入水平层面和医疗机构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3)医患关系对居民健康与医疗经济负担的影响机制能从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医生)和需求侧(患者)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从长期来看，医患关系对于居民健康与医疗经济负担也会呈现显著的影响。据此从厘清医患关系中的供需主体、厘清医患主体中的本位诉求、进一步协同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红包、信任与制度

文章从医患信任的视角出发,分析探讨了医患红包产生存在的根源性起因以及治理红包现象的制度建设问题。认为医患红包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医患之间交往互动的核心是建立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由于医患交往关系的特殊性,从而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一种以医患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信任,红包则充当了关系建构的媒介和医患关系信任产生形成的催化剂。只有进行嵌入性的制度建构,而不仅仅是利益奖惩的制度化,才能够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健康成长,消除医患之间的红包现象。     

削弱抑或促进：媒介使用与患者信任———兼论医疗环境中的媒介管理

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医患信任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媒体偏见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1年数据,分析媒介使用与我国患者信任的关系,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患者信任呈现内部分化,抽象信任高,具体信任低,并且呈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患者的信任水平更低。第二,医疗满意度对患者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三,媒介使用对患者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对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的作用效应不同,甚至相反。具体而言,在抽象信任上,传统媒体发挥正效应,新媒体发挥负效应;在具体信任上,传统媒体不具有显著作用,但新媒体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这可能与在线寻医问药的兴起有关。因此,提升患者信任水平,还需进一步规范媒体环境,发挥好媒体的正效应,降低媒体的负效应。     

医患认知视角下医患沟通行为的期望分析

目的：从患者期望视角出发,比较医患双方沟通行为的差异,为解决医患纠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个人访谈和现场问卷调查,收集医疗服务中医患沟通行为内容的主要数据,分析医务人员沟通管理要点是否满足患者对医疗服务沟通的期望。结果：医患沟通期望行为差异较大,患者沟通意愿被压抑,沟通满意度不高;患者对医患关系、医患信任、医患沟通满意度认知不同,患者沟通期望也存在明显差异。结论：医疗机构应注重培养患者就医前沟通准备素养,释放患者沟通意愿,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患者对医患关系、医患信任、医患沟通满意度认知,全面提高医疗沟通质量,为减少医患纠纷提供解决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多主体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医患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医患关系评价体系涉及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医患双方,视角相对单一.总结以往研究,笔者提出影响医患关系的五大主体因素:政府因素、医院管理因素、医务人员因素、媒体因素、患者因素,并按此五大主体,参考专家和患者的意见,对文献所列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进行了梳理,将成都部分医院作为特定地域的试点,再结合调研数据及因子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初步确立.文章进一步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指标体系结构和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阐释.本研究所提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医患关系评估,及探索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因素有借鉴意义,为进一步构建中国跨地域多主体通用指标体系做出了基础尝试.     

当前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众对于医疗服务水平和技术要求逐渐提高,同时公众维权意识增强,与现行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滞后产生矛盾,致使医患纠纷事件屡见报端。现行的调解方式主要包括自主协商、第三方机构介入、法律诉讼维权等。医患纠纷治理机制在不断完善,但还存在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医患纠纷转化措施薄弱,忽视协同治理、强化部门分工,忽视长远保障、缺乏必要经费支持等问题。为此,应打破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促成机制的良性循环;借助"互联网+调解",开辟多元治理新途径;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治理机制,协同推进医患纠纷的化解;建立医患纠纷咨询服务平台,开辟协调联动的医患纠纷治理路径。     

司法系统:医患冲突中尴尬的第三方

当现实中医患矛盾出现时,司法系统并不能成为理想中中立公正的裁决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尴尬的第三方角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医患关系中有效制衡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的实质在于,医院与患者、患者与司法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基于不平等地位的畸形信任关系。由"社会交换"理论可知,由于地位和资源的不平等,患者和医院、患者和司法系统之间存在着信任风险。在信任风险的情况下,患者采取了由纠偏行为和社会交换失败导致的事后抗争行为。作为医患冲突中的第三方,司法系统的理想角色和实际角色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医患冲突的解决单纯依靠司法系统这一"第三方"没有出路,有效解决医患冲突的路径急需探索。     

医患双方对沟通认知差异的调查分析与对策

目的:探讨医方?患方对医患沟通现状认知的差异性,分析医患沟通中的误区,从而为改善医患关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方法:通过问卷对芜湖市样本医疗机构233名医方人员和237名患方及其家属进行调查?结果:医方认为医患沟通重要的比例高于患方,医方对于医患沟通在提高医疗效果?维护患方权利?降低投诉概率的作用认知要明显高于患方;医方工作繁忙和患方医学知识缺乏被一致认为是医患沟通的主要障碍;医患双方对医患信任和沟通技巧两个方面认知具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持续培养医方的人文素质;普及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患方的医学知识;建立健全沟通机制,规范沟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