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论诗纬

诗纬为汉代三家诗及毛诗之外的一种《诗经》解释学 ,其基本性格以天人感应为核心 ,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诗纬虽已残佚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可取的见解 ,包括对《诗经》的整体理解和对篇义及章句的解释。另外 ,诗纬中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以及富含文学性的精警文字。古代因其与经义相悖谬而予排斥 ,近代则以其语涉荒诞多说祥瑞而予否定 ,此皆无助于认识其《诗经》学史上的本来面目     

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戴震《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与得失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毛诗补传》是一部既属经学又属文学,内容涉及到由先秦到清代包括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小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著,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毛诗补传》的内容与体例;二、《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三、《毛诗补传的》的得与失。《毛诗补传》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字词的训解上,尤其在水地、历算、训诂、名物的考辩上卓有成就。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将《诗经》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造成了他解释诗意中往往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略论《翰墨城》所收王勃佚文《诗序切》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艺典籍《翰墨城》收载的一片"古笔切",乃初唐文学家王勃佚文《诗序切》。历来将这片"古笔切"称之为《诗序切》,盖缘于正仓院传存的王勃佚文名为"诗序残卷"。但是本文认为,这片题为《诗序切》的作品并不是诗序,而是为哀悼死者撰写的墓志铭或神道碑中铭文的一部分。文中的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因违背皇命而死去(或被处死)的境遇悲惨的人物。此文换韵处夹注"其一"的分章字样,这种体裁始见于北魏的碑文,它的普遍化是在王勃所生活的初唐时期,因此这片"古笔切"传为王勃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日本传存的大量珍贵的汉文典籍资料,尚有待于各领域专家的整理与解明。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浅析《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欣赏

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由先秦发端一直影响至今,并长盛不衰。在《诗经》中就已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再现。《毛诗传笺》作为《诗经》的注释作品继承了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美的欣赏,并在注释的过程中再现了自然美。这是注释者对自然美的审美体现,同时也丰富了注释的内容,使读者更好地去领会诗的主旨。     

论“五·四”时期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翻译至《新青年》得以转变。《新青年》的翻译,经过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的格局。《新青年》之后,《新潮》《小说月报》继续了《新青年》的翻译事业,也体现了《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试论早期京味小说的市井情味——以《小额》、《春阿氏》为例

京味小说是现当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但问世于晚清时期的早期京味小说却不甚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主要以《小额》、《春阿氏》为对象 ,同时结合其他京味小说 ,从叙述方式、视角、文化精神等方面来探讨早期京味小说所表现的市井情味。     

《歧路灯》版本考

《歧路灯》自成书至今有许多版本,从最初的抄本、石印本,到排印本,再到铅印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歧路灯》的受众群体和流传的变化。《歧路灯》的抄本主要出现在乾隆至民国初年,有乾隆庚子抄本、晚清抄本甲、旧抄本甲、旧抄本乙、安定筱斋抄本、晚清抄本丙和荥泽陈云路家藏抄本、晚清抄本乙、冯本等;石印本则出现在民国13年,只有洛阳清义堂本一种;排印本出现在民国年间,有1927年的朴社本和1937年上海明善堂本两种;铅印本则很多,从1980年至今至少有14种,以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为最佳。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编纂源流考述

清人选清诗是清代诗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常熟孙雄所著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是一部问世于清末的晚清诗歌选本.在此之前,孙雄编纂了规模更为宏大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所涉名家及诗作颇丰,这既得益于孙雄丰富的家藏及好友的帮助,也与他在报刊登载征诗启示之举有关.孙雄在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中抛弃了雕版、 铅印、 石印等久已成熟的印刷方法,使用了在当时尚未普及的"钢笔版"印制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刊印速度且节约了成本.这种印刷方式,也十分符合孙雄在编纂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中提出的"信手捏取"未为定本"等指导思想.     

百川看人物苏轼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代表作品有散文《前后赤壁赋》，古诗《题西林壁》、《饮湖上初睛后雨》，古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国画作品《枯木怪石图》，开创了湖州画派。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存世。     

略论《周易》对魏源政治思想的影响

魏源是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融汇、吸纳了《周易》思想文化的养料。本文欲从魏源的社会变革主张、军事思想、对外策略等方面论述《周易》这部朴素而“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的哲学典籍，对魏源政治思想的影响。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视《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的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