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后期,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成为汉族士人彰显权势的突出的现象。本籍任用的现象与汉族士人强烈的乡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而更受到汉族士人的重视。北魏朝廷既注意通过对汉族士人的本籍任用来增强他们的权势,以保证其统治顺利运行,但又保持了对这一方式的谨慎运用。汉族士人本籍任用的出现表明了他们在北魏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试论战国末年的人才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鄙秦、仇秦的观念与东方士人入秦相映成趣。东方士人的宗国观念已极淡薄,功名富贵成为一般士人的人生最高目标。在社会价值体系转变风潮的激荡下,“仕”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士阶层本身的分化和普通士人的贫困是促使东方士人仕秦的主要原因。秦王为了加强君权,用高爵厚利招徕东方士人,成为东方士人入秦的巨大吸引力;秦国缺少严格的宗法制,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引进人才。从人才地理方面看,秦国客卿主要是韩、赵、魏三晋士人;从学派方面看,秦国客卿多为法术刑名和纵横策士。客卿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基本力量,对秦国政治贡献巨大,客卿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与制度垂范中国政治两千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精神的时代之一,胡人在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太平广记》为主要参考文本,兼及正史、墓志的一些记载,考察其中关于在朝廷上活动的胡人的记载,同时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汉人士族对于胡人的态度,尝试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以期更好地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从清代"盛世"文人的生活困境看文人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因

清代中期虽为"盛世",但带给大多数普通文人的却是穷困和痛苦,而与广大士人同处于生存困境之中,这是吴敬梓、夏敬渠、李百川等文人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相同的原因之一,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清代中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集中出现的这一重要现象.     

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中唐至两宋时期 ,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一段从“才子”经“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 ,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到初步繁荣、最终走上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曲折路程。唐宋时期文人词的这一发展流程受到了士人人格观念衍变的深刻影响     

江南士人“清雅”与“自娱”的生命型态

嘉靖、隆庆五十年,是明王朝从盛世走向没落的转折点。然而此时的江南,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士人生活的清雅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另外,江南士人素有的隐逸思想,也使得士人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生主要生活于这一时期的何良俊,可谓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徜徉于江南山野园林、流连于花间酒下、醉心于丝竹美舞、感叹于鼎彝书画是其一生生活的主旋律。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以心为乐，则是境皆乐” ── 审美视域下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日常生活颐养

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在日常生活的颐养中,江南士人的颐养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主体精神的调养上,即“以心为乐”。因此,江南士人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任意事情中找到精神之乐。江南士人将日常生活转换成一种审美化的资源,这使士人的身份也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