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都热依木对维吾尔诗论的现代化创新——兼与汉语诗论比较

维吾尔族现代诗歌理论家阿布都热依木·吾提库尔从17个方面回答了"诗是什么"以及"诗人是什么"的诗歌本体理论问题:诗是喷泉,诗是雷鸣,诗并非项链,诗不像星星,诗并非经文粗布,诗不像刺绣画像,诗并非海市蜃楼,诗有美貌与芳香;诗人并非乌鸦,诗人并非鹦鹉,诗人并非蝴蝶,诗人并非懒猫,诗人应是雄鸡,诗人就是夜莺,诗人应是灯蛾,诗人应是雄狮,诗人要为人民。这种论述,视域独特,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意义非凡。     

"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

抒情诗如何具备"史"的内涵,亦即诗人要运用怎样的方式使叙事成分在他的文本中发挥其功能,这需要作一番考察,以苏轼为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制作诗题的方式了。不过,呈现于通行本《苏轼诗集》的诗题,实际上有不同的形成途径,需要通过文献学的考订,来确定其当初的原貌;在此基础上,联系北宋时期逐渐丰富的"诗史"观念,可以看出苏轼撰拟诗题时的主观意识。利用题、序、自注等"副文本"与正文适当配合,使"副文本"凸显"史",而正文仍维持"诗"的抒情传统,是宋人"诗史"观念付诸写作实践的基本方法,知见所及,大约是苏轼有意识地奠定了这一方法。     

从唐诗看金城公主入蕃和亲

与吐蕃和亲,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唐朝的政策。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以敦睦唐蕃关系。她的事迹在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山南桑耶寺等古代各寺中,都有文字记载,并存有大幅壁画;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美丽传说。在《全唐诗》中,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的17首诗,是唐代诗坛对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文学见证。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浅述杜甫反映唐与吐蕃战争的诗

安史之乱后,唐有两大边患:一是吐蕃,一是回纥,而吐蕃尤甚。诗人杜甫,从乾元二年秋写《秦州杂诗》始,至大历三年秋写《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止,十年时间,共写了以吐蕃入侵为题材的诗达四十余首,真实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思想。 (一) 从天宝初进入了晚年的玄宗,倦于忧勤,纵情逸乐,国灾民难接踵而至。755年,     

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吐蕃围困沙州期间,双方军力对比悬殊,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吐蕃一方围而不攻.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在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是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读《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札记一则

在朱东润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二十九中,载有梅尧臣连续创作的《次韵和景仁对雪》、《次韵三和景仁对雪》。此诗题似存在问题。如果诗题之“三”字原本无误的话,必当有“再和”。梅氏既然作有《次韵三和景仁对雪》诗,则其必定作有《再和景仁对雪》     

金城公主事迹中一个疑案的研究--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问题的考证

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及其子为谁,一直是吐蕃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史料对此事的记载亦多有歧异和抵牾.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得出结论金城公主在吐蕃很可能生有一子,但此子非墀松德赞,而应是先于墀松德赞出生的拉本王子.     

唐代吐蕃东道节度使研究四题——读金滢坤、林冠群等先生文后

军事占领区制是吐蕃王朝向外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为吐蕃在与周边势力的冲突中取得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史料,针对唐代吐蕃东道节度使建制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细部考察,重新考量了东道节度使的设置时间,并指出故洪节度使应属于吐蕃南道节度使管辖而非东道,以及东道节度使的辖区理应不包括吐蕃北道的范围,所谓吐蕃"五道节度使"仍由五道构成,不可省之为三道。